不管金刚奴怎么应对，在现任的道教掌教张宇清眼里，都不算是什么大事情，白莲教毕竟只是佛教的一个分支，一个小小的分支而已。只要能彻底的打垮佛教，那么白莲教自然没有容身之处，张宇清是这么认为的。
再加上张宇清真的很忙，忙的已经快透不过来气了。
西北地动，沙州敦煌莫高窟书库面临灭顶之灾，在按照圣谕抢救文献时，却无意中发现在近两百年前被蒙元销毁的《老子化胡经》的残卷。这一发现，是道教恢复正统的一个很大的转折点。
在两百多年前，蒙元初始，因为长春真人丘处机很受成吉思汗的尊敬，所以道教的分支“全真派”很得势。还为长春真人在北平建造了“白云观”。全真道盛时，凭他一个教派单独的力量，就编辑了一部《道藏》，不仅内涵《老子化胡经》，还增加绘制了《老子八十一化胡图》。
这使佛教气愤到了极点，时逢蒙元后代子孙转而媚佛，在蒙哥时，朝廷已经被佛教密宗所把持。继而喇嘛教大兴，喇嘛的势力大到在通街广道上，大庭广众之下，众目睽睽前作奸犯科，地方官不敢问。到忽必烈的至元十八年，诏告天下：道家诸经，可留道德二篇，其余文字、版本及画图，一概焚毁，隐者罪之。全真道在蒙元初所编辑的《道藏—大元玄都宝藏》，计有七千八百多卷，几乎被焚禁殆尽。
蒙元规定，把国内人种分成四等，最上等是蒙古族，次等民族是色目人，就是洋人。三等民族是汉人，末等是南人。对代表汉族文化的道教，成了被歧视，打压的首要对象。所以，佛教时逢其会，终于得到了全盘胜利。
那次对《道藏》的毁禁，执行非常彻底，百姓皆不敢匿藏。造成了道教的空前大劫，永难弥补。后来大明定鼎，朱允炆集全国的力量，复修《道藏》，仅得五千三百余卷。
其余二千五百多卷，俱已不知去向，包括《老子化胡经》，据说《老子化胡经》从世上永远绝迹了。
而这次西北地动，本来是百姓的浩劫，却成为了道教的福音，在莫高窟内却发现了二百年前已被销毁的《老子化胡经》，虽然已残缺不全，但却已经能被道教拿出来做文章了。
《老子化胡经》不同于其它经文，它是佛道两教长期论争的产物。曾经是道教的一部经典。主要的内容是认为：老子出关西去之后，把他的教导传化于西域。特别指出，所谓印度佛教乃是渊源于老子的教导。化胡经中的“化”字，包含了教化、宣化与转化的意义，“胡”自然就是洋人，外国或外国人的意思。长时期，除了汉族以外，所有的外族或外国，一律广义地称之曰：“胡”。最初化胡经的“胡”字，是狭义地专指，佛祖释迦牟尼和佛教。
相传作者是道士王浮，不过这一切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莫高窟这所谓佛教圣地居然会发掘出道教已经被禁绝的典藏书籍，其中意义就不言语表了。
张宇清兴奋中夹杂着一丝惶恐，对于道教的狂热信仰，正在积极的召集教内名宿、长老修复着《老子化胡经》，并开始图撰《老子八十一化图》，准备重新刻印发行。
朱允炆心里却是清清楚楚，关于老子化胡之事，在另一个时空基本上都已经有了一定的推论，据说是远在《化胡经》出现以前，东汉时就流传着化胡说，当时佛教传入中国不久，为了在中国立足，必须与中国的传统信仰相结合，依附于黄帝、老子的神仙术，那时的人敬神时把黄帝、老子、佛陀放在一起合祭。
后来的人根据史记中《老子传》里的话：“去而不知终所”加以想象，成为老子出关去化胡，这就是最初化胡说的雏形，以后就更为具体，“浮屠所载与中国老子经相出入，盖以为老子西出关，过西域，之天竺，教胡浮屠属弟子。”
“道经云：老子入关，之天竺维卫国，国王夫人名曰净妙，老子因其昼寝，乘日精入净妙口中，后年四月八日夜半时，剖左腋而生，坠地即行七步，于是佛道兴焉”，等等很多。
所以朱允炆根本不在意过程，而是注重结果，既然有了进展，找了十余年的“化胡经”也找到了残本，于是就欣然同意各部全力协助道教增补《道藏》事宜。
其实在朱允炆的心里，很明白所谓的佛道之争，说白了，也就是两种信仰上的冲突而已，道教以前之所以没有佛教的影响大，并不是因为佛教优于道教，而是因为本身的缺点所造成的，比如理论系统不够严密，巫术成分太多等。
但是道教以前的影响虽然在宗教层面上不如佛教，但是在民间信仰中，道教的一些东西却是在老百姓心中根深蒂固的，比如土地城隍的崇拜、趋吉避凶的心理等等，只要经过朝廷的大力扶持，要压过佛教应该不是个难题。
但是必要要先解决自身的缺点，可是朱允炆对宗教的了解也算是肤浅的很，在另一个时空，宗教不过是一个赚钱的借口而已，真正从信仰的角度去对待宗教的人已经不太多了，比如他自己，虽然是很不可思议的魂魄穿越回大明，但是在内心深处，还是一个根深蒂固的无神论者，他身为皇帝，除了自己穿越，也再也没有找出任何神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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