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既要诸王藩屏国家，备侮御边，辅助皇室，就必须给藩王以实力和特权，所以很多对藩王的限制，并未有太大的效果，藩王的军权仍然被维持着。让群臣感觉到锋芒在背，而朱允炆有了另一个时空的教训，更是坐卧不安。
而宗室会议的第一个议题，是由宗人令朱棡提出的，就是首议周王朱橚之罪，因为朱棣和朱橚是亲兄弟，所以不便提出，而朱允炆授意朱棡提出的原因就是周王之罪很有代表性，因为举报周王的是朱橚的亲生儿子朱有爋。
在议论之初，众人不免心里有些怪异，之前凭借朱有爋的告状，问也不问，就将朱橚拘捕至京师圈禁，现在又要来议周王之罪。其实在当时的大明，子告父。虽然牵涉谋反重罪，但也是不符孝道。
记得在洪武二十七年，山东日照县百姓江伯儿因为母亲病了，自割胁肉疗疾无效，便求神许愿：如果母亲病好了，便杀自己的儿子以祀。不想母病果然好了，他便果然杀了自己才三岁的儿子去祀岱狱神。山东布政使把这件杀子祀神事上奏孝子皇帝后，朱元璋大怒，认为这是愚昧无知，灭伦害理，必须严惩。
但是也只说为了尽孝而杀害子女，以“父母无依，宗祀永绝，反为不孝之大。”之罪，将江伯儿杖一百，发配海南。
皇朝的律法虽然带有个人色彩和随意性，放到另外一个时空的现在，那就一个结果，拉出去枪毙，可是放在百善孝为先的大明，虎毒食子的恶行也就是打一百大板后流放了事。由此可见儒家对于孝道的重视。
就连一般罪名，律法也有“相隐”的限制，即儿子不能告老子，奴仆不能告主子。虽然谋反等类的“十恶不赦”大罪是不受此限制，但是对于皇家的骨肉相残，朱允炆提了出来，是想告诉诸王，无论周王有罪无罪，以后如果朕再遇到此类的事情，该如何议处。从常理上讲，要是父亲没做这类大逆不道的事情，做儿子的岂会这般恶毒呢？
让诸王重新议定周王朱橚之罪，却不问朱有燻的责任。是表明朝廷不牵连首告者。让诸王中人人都重视这个问题，仔细想想，自己的家中会不会出现这种不肖的子孙，才会慢慢的重视朱允炆暗中发出的每一个议题。
这个问题足足讨论了月余，也不是诸王办事拖拖沓沓，而是开始的时候人心不稳，被皇帝控制，却又没有给出一个具体的基调，一时搞不清楚到底皇上那个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倒是没有人主动说出自己心中的想法来。
而朱允炆不急，他知道像是这样的讨论肯定要有一个自然熟悉的过程，所以他的底牌还藏在深处，他要诸王慢慢熟悉在京师中开会的感觉，他要他们习惯于用各种思路想事情。这些只有在漫长的争议中，才能培养起来。
可是他等得起，朱高炽却是等不起了，上次限定的四月十五之前必须离藩进京，自己以为可以拖过一点时日，未曾想到，时间一过，朝廷马上诏命废除燕藩，改封父王为勇王，自己的弟弟为勇王世子。那么自己算是什么？
听着王府内人人还在称呼自己为世子，但是一声声的好像在扎着朱高炽的内心，自己算是什么世子，朝廷已经公告天下废除燕藩，没有了燕王，那里来的燕王世子，而勇王已经有了世子，那么自己到底算是什么身份。
朱高炽有了一种被愚弄的感觉，但是偏偏又不敢真的生气，因为最后通牒的时间又快要到了，文书中和父王给自己的家书中都已经说明，时间一到，就不接受任何形式的投诚，那么自己连回头的机会也没有了。
左顾右盼，自己除了两个姐夫之外，竟然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将士们皆说感燕王恩德，但是现在眼中也有了迷惘之色，燕王变成勇王了，而且看情形，在京师还是颇为顺意，原来以为王爷已经被拘禁，甚至有的传言王爷已经被害死，现在京师中不是原来的燕王爷，但是现在看看不是那回事，那么自己该怎么办？
继续追随朱高炽进行所谓的靖难，那已经是名不正言不顺了，靖难？王爷在京师呢，难道王爷也是奸臣？要清君侧，连王爷一块清除？
不追随，哪有造反造一半的道理，朝廷喊着叫着去真定府投诚，谁听说过哪朝哪代对造反的人心慈手软过，还不是把自己骗过去，再慢慢的处理掉。
北平诸人一时陷入了纠结之中，有些没有参与过战争的，或者是官小位卑的人，已经在暗自衡量着自己的罪责，双脚开始往南方移动了。
而道衍、张玉、袁珙等人对于这些已经有了异心的人开始大肆拉拢打压，再也不敢像之前那样大方的放回南方，因为他们害怕一旦开了口子，那人就会犹如泄洪时的水一般向南方涌去。
面临着时间的慢慢迫近，他们犹如热锅上的蚂蚁一般，不断的召集众将议事。就算是齐聚一堂，那也是各怀鬼胎，眼神中流露出的异动已经暴露了人心的不安。
长兴侯耿炳文等人率十二万大军进驻真定，加上调遣附近卫所之兵，对外号称二十万。其中定国军十九个正规作战师以真定府为中心四面散开。铁铉率一个集团军为右翼驻河间府，其中亲自率两个军三万余人驻莫州，潘忠、杨松率一个军的精兵为先锋进扎雄县，与之相互呼应。随时准备控制塘沽以及运河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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