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百年以后的事情，凭什么要让生活在他建文天下的子民买单，而几百年后，谁还会记得这些曾经为他们牺牲过的人，朱允炆想起了自己在早朝时的怒火，监察御史尹昌隆、翰林侍读张信等人联名弹劾武定侯郭英丧师辱国，声称其虽死但罪无可赦，请皇上削其爵位，并阻止郢王朱栋和其女的婚事，以免有辱皇室。
虽然知道这个黑锅必须要有人背，虽然知道尹昌隆等人是为了他这个皇帝的面子而转移朝野之间的视线，但是朱允炆还是不能自制的发怒了，因为他更是嗅出了朝堂之上倾轧的势头，为什么就没有人秉公说一句话呢？包括方孝孺在内，这个老夫子不是出了名的木讷耿直吗？
更因为他看到了傅友德、冯胜等老将眼中的不满，虽然不说话，那也是等于无声的抗议，他们是郭英的老战友了，虽然有时候立场不同，但对于郭英的殉国，不免有些兔死狐悲的感觉。
更何况朱允炆感觉心内有种愧疚呢，于是当朝斥责了发起弹劾的几人，并重申郢王和郭英之女的婚事照常举行，特恩赐礼部筹办，方孝孺、刘三吾两人亲自主持，表示了对武定侯郭英的肯定，同时，命郭英之子郭镇承袭父爵，恩准太妃郭氏，也就是原来的郭宁妃暂时回武定侯府居住，以示慰藉。
事情就这样暂时的安定了下来，朱允炆也知道事情既然到了这个地步，还是要进行下去，而自己也将会在今后的磨砺中，变得日趋成熟，可能再有牺牲，他的心里也不会如此难受了吧。
不过想起了不可预料的过程，他的心里就有些急躁，一个人是不可能完全把握住历史的，因为他根本没有办法预料到意外的发生，比如觉华岛的惨案，比如是郭英水师的遇袭……。
北平，现在也该有动静了吧。
建文元年十二月，朱高炽的奏报姗姗来迟，奏折中写的十分客气，说是永平府、山海关附近频频遭到倭寇滋扰，前军都督佥事耿璿屯兵山海关无所作为，辽王所属现在被高丽吸引，急切之间不及回转，永平府沿海幅员广阔，兵力显得捉襟见肘，请皇上恩准迟些返回京师，并请旨领军前往剿灭倭寇。还大明海防安宁。
朱允炆遂将奏折交与大臣们朝议，刚刚掌握些许权柄的大臣哪能再让亲王得到兵权，不出皇帝所料，朝堂之上反对声一片，诸如不可擅自更改诏命之类的理由都被找了出来，作为反对燕地亲王再领兵的借口。
皇帝遂下诏，各地接到诏命的藩王，必须于建文三年四月之前进入京师，参加太祖高皇帝的三年大祭，同时召开宗室会议。抗旨不遵者，无论何种理由，皆宜于用大不敬、忤逆不孝之罪治之，削去王爵，废为庶民、逐出皇室。
当得知诏书详情的大臣把目光转向朱棡、朱棣二人时，发现两人脸上毫无表情，似乎早已经得到皇帝的通知，故此才如此恭顺，这才放下心来。
同时诏命吴王府诸卫指挥使方明谦为靖海侯，从江浙各卫所抽调组建水军五万人，在宁波待命，等候天暖。
诏命辽东都司都督吴高、杨文，以吴高留守辽东，杨文则抽调本部计三万人协防沿海，打击残余倭寇。以长兴侯耿炳文为正，兵部侍郎铁铉、开国公常升为副，抽调京畿、河南、山东、江浙诸卫人马组建定国军，编制为十二万人，届时视情况增加酌减，此次建军，乃是打散重新编制，原则上只从卫所中抽调兵卒，并以在龙潭集训的大明军事学院学员作为基础骨干，务必在明年三月之前集结完毕。
有条不紊的调配着人手，现在军方中，要不就是没有经过实战磨砺的年轻将领，比如说铁铉和大明军事学院的学生。要不就是不敢放心使用的元勋故将，比如是傅友德、冯胜和五军都督府的诸将。他需要慢慢的观察，走稳每一步路。
虽然水军经过了辽东湾的偷袭，几乎全军覆没，但并未动摇大明水上力量的根本，郭英所率领的只是一直运输大队而已，大部分都是即将退役的战船，早在登基之初，派方明谦接替常升职位的时候，已经有密旨给方明谦，命其在杭州训练水军，同时将驻扎在太湖、宁波中的水军精锐抽调至杭州听候差遣，以方明谦的家学渊源，训练的一支强劲水上力量已经准备就绪，唯一等待的就是春季的来临，江南的将士耐不得北方冬季的严寒，朱允炆这样想着，忍受着自己耳边自己子民的呼叫。
倭寇犯下了如此罪责，朝鲜竟然在边塞驻军与大名对峙，这一切都需要处理。对于日本，朱允炆派监察御史尹昌隆、翰林侍读张信二人为使节，前往日本问责，同时命羽林军五百作为随从，命方明谦派战船护卫，此去日本问责，第一为了可能促使日本之间的内乱，再则就是可以将尹昌隆、张信等一些不和谐因素调出京师，暂时稳定老将们的心思。
临行前，张信被皇帝单独召见至御书房问对，面授出使事宜。
对于朝鲜，朱允炆已经放下仅有的一点耐心，命礼部行文，怒斥李芳远篡权夺位，称李芳远所继承之位无效，对于之前的王世弟之称谓大明给予了否定，因为作为藩属，并未将继承人报于京师备案，朝廷对其一无所知，所以也不承认李芳远的朝鲜王称号，对于权知朝鲜国事一职，朱允炆建议由李芳果的儿子李烁继承，责令李芳远还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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