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三十年三月，皇帝于清明时节前往孝陵拜祭皇后，归来后又往皇后生前经常游玩之太平镇缅怀往事，连日舟车劳顿加上旧疾复发，遂下旨由皇太孙全权监国，曰：可在奉天殿理政。
这可是莫大的恩宠，一般东宫监国，大都是在文华殿理政，最多移至奉天殿偏殿署理政务，朱允炆能够在奉天殿理政，也算是皇帝的一种倚重和妥协吧，当然，皇帝的宝座朱允炆还是没有资格踏足，只是在帝位的左侧近处另设一座，但没有了皇帝在背后如针尖锋芒，朱允炆处理事情也安心了许多。
被禁足在府中旬月的刘三吾上书请罪，翰林院张信等人也都上书请罪。本欲和稀泥的朱允炆面对这些自以为很有风骨的文人也是无可奈何，虽然这次逼迫老朱的主旨不是救他们这些人的性命，但是也算是花了一定的功夫，现在云开月明的时候，为什么还偏偏的这样不识时务的请罪呢？这不是逼自己认错，逼老朱杀人吗？
深知文人心理的黄子澄用一句话就解开了皇太孙的疑团：“诸人不愿陷殿下于不孝、不义之名矣！”。
在大殿之上，虽然百官无言，但是谁都能看出皇上的心思是要杀人，而皇太孙为了救人则不惜祖孙差点翻脸，最后虽然挽救成功，却也惹的皇上十分不愉，而刘三吾等人都是认为是自己惹的皇上祖孙反目，以文人的迂腐，当然把过错都揽在自己的身上，不惜求死来成全皇家的和睦如初。
啼笑皆非的感觉充斥着朱允炆的心理，这算是什么逻辑，不过由此，他对这班文人也产生出一种戒心，动不动就用自己的性命来成全这个，成全那个的，对于皇帝来说也算是一种威胁，而这种人又不是什么贪官，杀之无名，不但成就其一世清誉，而且把自己的形象也给玷污了。
正在束手无策的时候，《大明周报》总编解缙前来觐见，同时带来了由苏州六艺书院主事方孝孺所写的一份稿件，题目是《论欧阳文忠公之说》，主要内容围绕着前宋欧阳修对于科举取士的理解所有感而发。
东南俗好文，故进士多；西北人尚质，故经学多。科场东南多取进士，西北多取明经……
在黄子澄、解缙等人的讲解之下，朱允炆才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所谓“明经”考试是以记诵经文为主，而“进士”除重文辞之外尚须发明经文的涵义（经义），二者之间难易不可同而语。
欧阳修坚决主张“国家取士，唯才是择”的原则，有一部分因为他是南人的缘故。所以他还抱怨西北士人的机会高于东南士人十倍。才有“科场东南多取进士，西北多取明经。东南州、军进士取解，二三千人处只解二三十人，是百人取一。西北州、军取解，至多处不过百人，而所解至十余人，是十人取一；比之东南，十倍假借之矣。”之说。
后来王安石改革科举，废去“明经”，并为进士一科，考试一律以“经义”为主。
这一改制更不利于西北士人，因而引起争议。虽然王安石说：“西北人旧为学究，所习无义理，今改为进士，所习有义理。今士人去无义理就有义理，脱学究名为进士，此亦新法于西北士人可谓无负矣。”
学究即“学究一经”的简称，指“明经”而言。然而这样一改，西北士人在科举考试中的机会更少了，他们是不可能接受这一辩解的。当时为西北士人说话的是司马光，他强调：“古之取士，以郡国户口多少为率。今或数路中全无一人及第，请贡院逐路取人。”
“全无一人及第”的当然是西北诸路。司马光是史学家，熟悉东汉和帝时期“孝廉”与人口成比例的规定，因此援以为据，重新提出逐路取人的原则。他在元佑主政期间，尽除王安石的新法，终于为西北士人争取到科举制中的名额保障：哲宗以后，齐、鲁、河朔诸路都与东南诸路分别考试。欧阳修“国家取士，唯才是择”的原则从此便被否定了。
当时的西北诸路“全无一人及第”和今日的“所取尽是南人”何等的相识，但是方孝孺在文章中只说了“进士”每出于东南，而“明经”则每来自西北，只是地域上的差异，而非考生资质或者考官不公的结果。
间接和了稀泥，大概意思就是大家都没有错，错的是蒙元侵我中原西北，将文化差异拉的越来越大了，虽然没有指出什么，但是其中的意思朱允炆已经明白了。
命解缙将方孝孺的文章刊发，并附上皇命征诏进言，也就是围绕着方孝孺的文章展开讨论，目的有两个，第一，可以借助方孝孺的名声压制南方士子的反弹，第二，可以转移众人的注意力，使其不再关注于科举风波上。
这手乾坤大挪移耍的相当成功，南方士子由于方孝孺的文章，渐渐降低了对北方士子的抵制，而同样，北方士子看到南方儒林的精神领袖都出面为自己北方辩解，当然也无话可说，双方遂放下对峙，把精力放在往《大明周报》投稿上面。有言语上的冲突转为笔尖上的较量。
就这样，科举风波在如雪花般往《大明周报》编撰部飞去的过程中渐渐消融，洪武三十年五月，经皇上御准后，皇太孙代为下诏，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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