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锦纶堂从雍正年间就形成了气候，维持了上百年，让锦纶堂的行东们积累了丰富的应对危机的能力，所谓见的大风大浪多了，就善于使舵，而且他们十分善于使用暴力这个船舵。
真的怂恿那些丝户和丝工出面还不至于，那些人虽然也受了损失，而且损失可能更重，但是他们老实惯了，只会默默忍受，在加上鼓动百姓闹事，在任何朝代都会被处以极刑，所以他们的处理办法，往往都是行东们出钱，行首找门路，能找官的时候找官，找不了官的时候，就只能找流氓帮忙了，他们跟大大小小的各种帮会都有密切的往来。
“这么说来，他们也是被逼得急了？”
听完陈芝廷他们的调查结果后，朱敬伦不由的感叹起来，事情比原想想象的还要严重，机器缫丝业打击的不止是一个手工作坊，几乎打击了丝织的各个行业，而这些行业都是锦纶堂的行东。
本以为机器缫丝只是直接冲击家庭作坊和手工作坊的生产，但是由于他们没有加入，也没有必要加入锦纶堂，而且现在经营机器缫丝的主要是乡绅阶层，他们不愿也不屑于跟商人为伍，因此根本就没在乎过锦纶堂的商人。
结果就是，哪怕他们推动了蚕茧价格的高涨，可是锦纶堂中那些经营蚕茧的商人，竟然也没有从中获利，因为丝厂都是直接深入农村跟蚕农收购茧子的，他们大都是将工厂直接建在乡下，就近垄断了附近的蚕茧，让蚕茧商人完全分享不到涨价的利益不说，甚至根本就很难收到蚕茧。
“这个锦纶堂的问题应该考虑进来，毕竟他们背后可是有着数以十万计算的普通丝户，但是他们必须为这次事件付出代价！”
朱敬伦立刻下决定道。
要让锦纶堂付出代价，这个成本很高昂，这就是陈芝廷颇为担心的问题。
“陛下有所不知，这个锦纶堂善于蛊惑百姓，当年英夷打广州，在三元里纠结一百零八乡乡勇，就有这锦纶堂在后面牵线。当时锦纶堂出钱，机房仔和打石工人出力，跟乡勇一起打洋人。真逼急了，他们是能说动织工闹事的。”
朱敬伦点点头，这是一个正在转型的社会，农村中男耕女织现象普遍，三元里抗英的时候，附近一百零八乡中，势必有大批的丝织户，锦纶堂在其中出钱出力，组织人手倒也有条件，只是让朱敬伦没想到的是，这个商业行会，竟然也跟宗族乡绅势力一样，可以深入广大的乡村！
朱敬伦相信，一旦逼急了，这些商人，也会像那些乡绅一样，鼓动宗族力量对抗官府，甚至都不需要学习，这样的商人之中，肯定也有大把本身就是宗族乡绅势力，这是一个自由的时代，人由没有严格按照户口本划分，乡绅可以办厂转变成工业乡绅，那么也可以做生意，成为商业乡绅，甚至由于商业的历史更长，商业乡绅的数量是远多于工业乡绅的。
他们不缺乏动员的知识背景，同样他们也有动员的条件。因为机器缫丝的发展，侵害了太多人的利益。从养蚕开始，除了那些纯粹的蚕农之外，丝织工人的生计无法保证，绸缎工人的生计无法保障，刺绣工人的生计也无法保证，连买卖生丝的商人，买卖丝绸的商人，买卖绣品的商人的生意都受到了影响。
可以说机器缫丝业触动了整个丝织产业链的利益，其中除了原材料环节蚕农的利益外，所有人的利益都被侵害了，得利的无非是蚕农、机器缫丝业以及外国的消费者而已，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机器缫丝业正在重组一个蚕农到缫丝厂再到外国丝织厂的新的产业链，因此对老产业，是整个产业链的打击。
尤其是那些数量庞大，依靠纺丝为生的城市和乡下丝工，他们的损失最惨重的。只是他们唯唯诺诺，缺乏组织，但他们心中有怨气，一旦有人带头，就是一场肆虐的野火。在中国这个有悠久的农民起义传统的国度，朱敬伦丝毫不怀疑会爆发一场农村丝工的起义，最后破坏乡村秩序，裹挟更多人。
但朱敬伦认为：“他们还是必须付出代价！”
这是一个原则问题，法治始终是朱敬伦最为重视的核心问题之一，中国传统社会之所以没有形成法治的观念，就在于官员们总是倾向于使用政治的方式来处理司法问题，法不责众已经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所以导致像锦纶堂这样可以发动庞大力量的组织，往往可以挟持民众要挟官府，让官府对他们不敢惩处，最后息事宁人。
现在他们连尚书家的工厂都敢砸了，虽然他们尽力保密，但如果不是感觉到哪怕是事发了，他们也未必会被严惩，那些还没到日子过不下去的商人，未必会敢这么做，说起来还是有恃无恐的观念让他们选择使用暴力。
因为一次次使用政治的权谋手段来处理法律问题，政治总是寻求代价最小的解决方法，导致司法的原则性不强，成为可以变通，可以被更改，可以被要挟的对象，老百姓怎么可能还会信赖司法，法治观念怎么可能形成。
反观商鞅时代，尽管他的法律并不是人人喜欢，甚至可以说人人都不喜欢，可是大家却是相信法律的，因为他们知道法律是说话算数的，他们很清楚犯法一定会被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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