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城外的农田已经插遍了稻秧，绿油油的仿佛给大地披上了一层地毯，去年丰收的百姓将新米运到新安交易。
新安城中一片红火，除了赶上丰收后的米市外，各行各业都重新开张了，朱敬伦治下的新安获得了彻底的太平。
海峡地面的香港岛，朱敬伦授意伍家在各个报纸上做的广告，让在香港的各国洋商心痒难耐，报纸上整天都借着伍家的茶叶广告在宣传新安城的贸易政策，可是这些商人去了新安城，也往往无法采购到足够的货物，大宗商品都被伍家和旗昌洋行把持，他们只能在那些中小商人手里扫货，根本就不能满足他们的胃口。
眼睁睁有钱挣不着，这些人都要急疯了。
朱敬伦也很着急，赤湾的贸易量翻着翻的往上增长，新安各地，甚至珠江对面的香山、顺德等地的商人都赶来贸易，但是真正的巨头却只有伍家一个，做买卖这种事，中小商人目前还只能活跃市场，真正让大宗商品满足市场，那些巨头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很多行业，不是中小商人想做就能做的。
以茶叶为例，目前新安的茶叶大多都是广府本地产的，新安产的就占了相当一部分，可是传统茶区中，最好的茶叶并不产自广東，福健在战前才是最大的产业产地，另外徽州的大红袍也是深受洋人喜欢的上品高香红茶。
但要将这些地方的茶叶运到广東，传统的商道并不是走海路，比如伍家在福健就有一大片茶园，他家茶园出产的优质茶叶，要先在武夷山走一段山路，赶到茳西河口镇，通过信江、潘阳湖运往南（昌），之后朔赣江而上直到南安，之后用挑夫运过梅岭进入广東的南雄，从南雄通过浈江到曲江，从曲江进入北江，换大船一路运到十三行，然后在黄埔港装上洋人的海船，运送到世界各地。
这一段路程，需要过无数的关卡，换十多次不同的交通工具，期间还牵扯到要跟官府、土匪、镖局等各种复杂的关系打交道，这绝对不是普通的小商人能够组织起来的，甚至伍家这样的豪商单独组织都很吃力，他们都需要借助一整套商业网络来进行，所以说这些豪商手里最有价值的，并不是他们的资金优势，而是他们手里掌握的商业网络。
单靠一个伍家的商业网络，显然不可能将贸易恢复到战前的程度，因此朱敬伦需要到广州去，邀请更多的巨头到新安。旧十三行中，有能力将茶叶从福健和茳西运到广州的豪商至少有还有实力不输给伍家同文行的潘家，以及实力稍差的广利行的卢家。这两家也是鸦爿战争之后，免于破产和抄家的，依然在进行贸易的四个行商之一。
但是鸦爿战争前，十三行行商有三十多家，战后二十家破产，十多家受到牵连，被抄家流放到伊犁，仅剩的这四家，都跟伍家一样，异常的低调，连过去的招牌都不敢打，更别所大张旗鼓跟洋人做贸易了。反正他们也不缺钱，洋人来不了广州，他们索性关了铺子，谁也不敢在这时候当出头鸟，因为都知道这一次大清朝又战败了，朝廷恐怕已经在找替罪羊了。
所以朱敬伦必须亲自走一趟，必须用官方的力量推动这些商业巨头到新安去贸易，否则即使眼睁睁看着新安哪里的巨大利益，他们也会暂时忍耐而不敢越雷池一步，直到情况稳定之后，这些人太有钱了，所以胆子都太小了。
另外朱敬伦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回广州了，他得会广州官场打点一番，加深一下自己跟柏贵的关系，同时向黄宗汉等官员证明自己的价值。
第一时间拜会柏贵，柏贵的心情很好，因为朝廷那边已经传出了消息，朝廷打散罢免黄宗汉了，这是英国人的要求。原本的历史上，是巴夏礼在广州乡勇手中缴获了一封咸丰的密旨，上面有怂恿乡勇攻打广州城的意思。当时在上（海）谈判通商善后章程的额尔金利用这个密旨对桂良和花沙纳施压，俩人坚决否认皇帝有这样的密旨。于是最后额尔金要求清廷查办两广总督黄宗汉，认为如果不是皇帝所为，那就一定是黄宗汉本人所谓。
洋人其实只是在立威，通过裁撤一个总督，让广州百姓见识见识洋人的能量，同时他们没一次战后，都会要求清政府释放那些战争中与洋人合作而获罪的中国人，也不是他们关心这些人的死活，而是他们看的更加长远，他们需要通过这种方式，让中国人打消跟他们合作的顾虑。可以说洋人的外交手段格外高明，最终为他们培养出了一大批汉奸帮手，一直到21世纪依然如此。
这个历史中，因为朱敬伦的出现，巴夏礼早早就被绑票了，所以没什么密旨被搜到，但额尔金给花沙纳和桂良施压，并不是为了咸丰的密旨本身，而是为了获得好处，因此他依然向这俩人施压，施压的理由换成了广州清军擅自在条约签订之后进攻广州的英法联军，在满足了商业利益之后，他依然要求清廷查办黄宗汉，依然是要立威，让中国官员看看跟洋人做对的下场。
腐朽的清廷再一次答应了，要撤职查办收复了广州的黄宗汉，就好像他们当年流放禁烟的林则徐一样，他们只在乎眼前的难关，完全不在乎长远的后果，不在乎这样是不是会让自己的官员日后跟洋人打交道的时候心生畏惧，会不会让自己的官员跟洋人打交道的时候，宁可委曲求全也不敢据理力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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