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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跟西南联大师生有一个“艰苦卓绝”的梅贻琦常委不无关系。
相对于能言善道的大学教授，梅贻琦可谓寡言少语，被人誉为“寡言君子”。在执掌清华时，他一直坚持“吾从众”的态度。偶尔发言，很少斩钉截铁，清华的学生曾作打油诗来模仿他说话的语气：“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可是学校总认为，恐怕仿佛不见得。”
执掌西南联大后，梅贻琦在处事方法上一反惯例，变得异常果断。一贯低调的梅贻琦说过这样一段“高调”的话：“在这风雨飘摇之秋，清华正好像一条船，漂流在惊涛骇浪之中，有人正赶上负驾驶它的责任。此人必不应退却，必不应畏缩，只有鼓起勇气，坚忍前进。虽然此时使人有长夜漫漫之感，但吾们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风定。到那时，我们把这条船好好开回清华园；到那时，他才能向清华的同人校友敢说一句‘幸告无罪’。”
梅贻琦
西南联大时期，战火硝烟弥漫，梅贻琦毅然带领广大师生，靠着一股艰苦卓绝的精神，安心耕耘一片心灵的净土。当西南联大“船长”确实难。这难，不仅在于国难，还在于“联”。清华、南开本有“通家之好”，关系一直融洽，但是要让一直以“最高学府”自居的北大没意见，则不是一件容易事。而梅贻琦却能在八年时间内，创造出西南联大“筚路蓝缕，弦歌不辍”的局面，关键的奥妙在于梅常委的“大”，他心中只有联大，没有清华，更没有他自己，对校内纷争、学术异见，皆本着“兼容并包”的精神予以对待。为度危艰，清华教师组织“清华服务社”，知识分子发挥自身优势生产自救、服务抗战和社会，取得微薄报酬，以改善教职员工的生活。梅贻琦将服务社所获利润，让西南联大全体同人分享，每人多发一个月薪酬。
“人到无贪品自高，事能知足心常泰”，这是梅贻琦喜爱的楹联。联大时期，梅贻琦以身作则，带头勤俭节约，他用废纸起草公函，不用学校配给他的汽车。一次，梅贻琦在成都办完事后，准备转重庆回昆明，他联系买好飞机票后，恰好又得到搭乘邮政汽车回昆明的机会，虽然邮车比飞机晚到一天，但可以为公家节约二百多元钱，于是他毅然退掉飞机票。他家中常吃的是白米饭拌辣椒，偶尔有一盆菠菜豆腐汤算是一家人改善生活。教育部发给联大学生补助金，梅贻琦的四个子女都在联大读书，但他从不让子女领取补助金，而把机会留给那些家境贫寒的学生。长此以往，他的家庭生活日渐拮据，时常难以为继。一次，家里要招待客人，又实在没钱，夫人韩咏华便跑到大街上，摆起了地摊，把孩子不穿的衣服卖掉，站了一个上午，卖了十元，总算勉强把这顿饭备上了。为维持生计，供养四个孩子上学，梅夫人联系潘光旦、袁复礼两位教授的夫人一起做糕点，拿出去卖。她们还将新做的糕点命名为“定胜糕”，以此表明她们苦中求乐的坚定信念。
梅贻琦始终秉持“通才为大，专家次之”的教育理念，奉行教授治校，他始终把教授放在第一位，而把自己置于辅助的地位。对此，梅贻琦曾十分形象地做过一个比喻。1940年9月，清华校友会在昆明为梅贻琦举行公祝会。席间，他形象地把自己比喻为京戏里演“王帽”（饰演皇帝）的角色：“他每出场总是王冠齐整，仪仗森严，文官武将，前呼后拥，像煞有介事。其实会看戏的决不注意这正中端坐的‘王帽’，因为好戏……并不要他唱，他因为运气好，搭在一个好班子里，那么人家对这场戏叫好时，他亦觉得‘与有荣焉’而已。”由此可见，谦逊又何尝不是一种底气和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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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大楼，只有土坯墙，大师却灿若星河；食不果腹，空袭频频，依旧能著作等身。这是西南联大创造的奇迹。西南联大庆祝建校四周年时，国内外大学纷纷发来贺词，牛津大学的贺词是：“中邦三十载，西土一千年。”就是在西南联大时期，钱穆蜗居在昆明宜良县城的一座寺庙里，根据旧讲义完成了著名的《国史大纲》；吴宓以课堂讲稿为基础，用英文写出了《世界文学史大纲》；汤用彤完成了《中国佛教史》第一卷，金岳霖的《论道》问世，冯友兰的《新理学》杀青。虽然物质条件极度贫苦，但在精神上，师生们又是极其自由舒展的。华罗庚在牛津做研究，1938年回国，在昆明条件极差，住的是一个农户牛棚的上层。后来，闻一多邀请华罗庚一起住，闻一多一家八口人，华罗庚一家六口人，中间用一个布帘隔开。就是在如此不堪的陋室，华罗庚先生还写出了他的经典性代表作《堆垒素数论》。
西南联大经济系、商学系教授合影
总是“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可是不见得”的“好好先生”梅贻琦，治校却绝不敷衍。当时的云南省主席龙云的儿子想不考试进入学校读书，被梅贻琦断然拒绝。入学严格，毕业更严。西南联大注册学生八千名，毕业的不到三千八百名。其中有战时的复杂原因，但是也有很多是不合格不予毕业的。
抗战期间，不仅昆明的西南联大是中国希望的明灯，在重庆北碚有南京中央大学，在四川乐山有武汉大学，在贵州湄潭有浙江大学，在宜宾李庄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风雨飘摇的中国，仍然有一支支短笛，穿过纷纷乱雨，在乱世的荒郊清脆响起。台湾作家齐邦媛的作品《巨流河》中描述道，在四川乐山武汉大学，战事紧迫，随时可能撤离，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校长说不到最后一天弦歌不辍，第二天朱光潜先生继续讲他的诗篇。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炮火能炸平山川，炸不毁离离原上草；炸弹能炸塌城市屋宇，炸坏家园庄稼，却炸不毁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意志。在战火纷飞中，中国教育却迎来一次大飞跃和大发展，大学数量由战前的一百零八所增至1945年的一百四十一所，在校教师数量增加了近一半，学生数量几乎翻了一倍。中国的文化不仅没有被灭亡，而且更加兴盛。这，难道不是一个民族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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