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成立，使得中国这个文化大国、诗歌大国、散文大国里几乎所有有名的文人齐聚一地，这在历史上是空前的。分散开来，他们也许只能放出飞蚊般的微音；联合起来，他们定能发出惊天动地的怒吼。大家能凑在一起呐喊，就是伟大！老舍在入会誓词中这样写道：“这是新的机械化部队。我这名小卒居然也被收容，也能随着出师必捷的部队去作战，腰间至少也有几个手榴弹呀！我没有特长，只希望把这几个手榴弹打碎些个暴敌的头颅。你们发令吧，我已准备好出发。生死有什么关系呢，尽了一名小卒的职责就够了！在我入墓的那一天，我愿有人赠给我一块短碑，刻上：文艺界尽责的小卒，睡在这里。”铮铮誓言，是老舍以笔作刀的无畏，是向祖国发出的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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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协”的“大炮”是刊行会刊，出版《抗战文艺》。这个会刊，是抗日战争期间寿命最长的刊物，从1938年5月4日青年节创刊，到1946年5月4日停刊，一共出了七十三期。发行的地点，八年间换了五个。即使武汉撤退期间，在总会已撤离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出版了四期。
《抗战文艺》纪念特刊
当时，“文协”的几个主任，都是业余的，不领工资，由老舍先生带头，就吃自己的稿费。但就在这样的困难条件下，“文协”“穷而乐，睡而不死”，每个礼拜都有活动。那真是一群热心赤诚的、空前活跃的文人。当时有各式各样的会议，比如小说座谈会、诗歌座谈会、戏剧座谈会、民族座谈会、报告文学座谈会等，还给外国作家或者各地来的作家开欢迎会。多少相识与不相识的同道都成了朋友，在一块儿讨论“抗战文艺”的许多问题。开茶会呢，穷得连“清茶恭候”也做不到，大家各自掏各自的茶资。会后，刚刚得到了稿费的人，总是主动请客，去喝酒，去吃便宜的饭食。在会所，在公园，在咖啡馆，在友人家里，在旅馆中，都开过会。假如遇到夜间空袭，便灭了灯，摸着黑儿谈下去。
老舍可能没有想到，当初那一勉强上任，一任就是七年。在后来每年举行的理事会上，他连年连任，直到抗战胜利。
1939年夏，“文协”派出作家到华北战地去访问抗战将士。同时，慰劳总会组织南北两个慰劳团，函请“文协”派员参加，老舍参加了北团。“文协”当然给不了盘缠，老舍便提了个小铺盖卷，带了自己的几块钱，北去远征。慰劳团先到西安，而后绕过潼关，到洛阳；由洛阳到襄樊老河口，而后出武关，再到西安；由西安奔兰州，由兰州到榆林，而后到青海、绥远、宁夏、兴集，一共走了五个多月，两万多里。在陕州，老舍几乎被炸死。在兴集，他差一点被山洪冲走。
“文协”总务部主任实在不是个好差事，既无名也无利，只能算是个免费义工。日常工作与各地分会以及作家们通信，都得自费购买信封和邮票。协会的经济拮据是老舍最头疼的事，作为一介文人，一个视写作为生命的职业作家，不得不放下面子，去四处“乞讨”，八方奔走，甚至亲自上门求情作揖索要。复杂的政治环境，也让老舍费尽心力，国共两党关系时而微妙难言，时而剑拔弩张，双方都给老舍施加了不少压力。老舍的立场和态度十分鲜明：“我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谁真正抗战，我就跟谁走，我就是一个抗战派！”
国共关系最微妙时，“文协”的活动受到限制，特别是到重庆后，“文协”的许多活动，都要上报国民党文化工作委员会批准，老舍本人也时常遭到无端的挑剔、监视和跟踪，“只要动一动，外边就有谣言，每每还遭受打击”。1939年，老舍随战地慰劳团访问延安后，身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的张道藩，居然亲自散布“老舍叫共产党包围了”的谣言。老舍对此十分不满，致信张道藩：“现在是团结抗战的时候，大敌当前，我们的一切都是为了抗战。凡是抗战的人，我都欢迎；不抗战、假抗战的，不管什么人，我都反对。你的说法是在分裂抗日战争，有利于敌人，不利于抗战。”办事很难，但他不灰心，也不抱怨，诸事谨慎，处处留神，为了抗战，他甘心忍受一切委屈。茅盾在1944年纪念老舍创作二十周年大会上，发自肺腑地说：“如果没有老舍先生的任劳任怨，这一件大事——抗战的文艺界大团结，恐怕不能那样顺利地完成，而且恐怕也不能艰难困苦地支撑到今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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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文协”的杂事缠身，但老舍从没有放下过手中的笔。在强敌迫近、家国濒危之际，老舍以民族的最高利益为重，墨是血，笔是刀，“写什么都好，怎样写都行，只要它有益于抗战”。“抗战第一。我的力量都在一支笔上，这支笔须服从抗战的命令。”他停止已经写了十余万字的两部长篇小说，集中笔墨致力于通俗文艺的创作，写了形式旧、内容新的戏剧，写了大鼓书，写了河南坠子，甚至写了数来宝：“抗战，抗战，全民族的热血急潮！艺术在欢呼狂叫，艺术在血中找到它的王道。雪月风花，一笔勾销，没人再去弄那些哀艳的词调，教小红低唱我吹箫。”对这一时期的写作，老舍后来在《八方风雨》中回忆道：“人家要什么，我写什么。我只求尽力，而不考虑自己应该写什么，假如写大鼓书词有用，好，就写大鼓书词。艺术么？自己的文名么？都在其次。”当时，老舍致力于通俗文艺创作，遭到许多作家的种种非议，也有人惋惜老舍在浪费自己的文学才能。通俗文艺永远不能产生伟大的作品，这点老舍何尝不知，只是，他说：我觉得我的一段鼓词若能鼓励了一些人去拼命抗战，就算尽了我的微薄力量。假如我本来有成为莎士比亚的本事，而因为乱写粗制，耽误了成为中国的莎士比亚，我一点也不后悔伤心。
时代改变的，不仅仅是老舍的艺术追求和文学思想，他的文化心理也在“抗战高于一切”、“救亡高于启蒙”的氛围中发生了变化。他笔下的人物，也与抗战前写的老马、张大哥、猫人、牛天赐等愚昧麻木、贪生怕死、自私苟活的市井人物截然不同。他在《大时代与写家》一文中，写过这样一个士兵：“我看见一位伤兵，腿根被枪弹穿透。穿着一身被血、汗、泥浸透糊硬的单衣，闭目在地上斜卧，他的创伤已不许他坐起来。秋风很凉，地上并没有一根干草，他就在那里闭目斜卧，全身颤抖着。但是，他口中没有一句怨言，只时时睁开眼睛看看轮到他去受疗治没有。他痛，他冷，他饥渴，他忍耐，他等着！”
抗战胜利后，老舍因“文协”公务未了，《四世同堂》也尚未完稿，而继续留在重庆。朋友们陆续离开重庆，每次告别，都勾起老舍的惆怅和乡思：“茫茫何处话桑麻？破碎山河破碎家。一代文章千古事，余年心愿半庭花。西风碧海珊瑚冷，北岳霜天羚角斜。无限乡思秋日晚，夕阳白发待归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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