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津失陷后，日军欲壑难填，兵分三路继续侵略中国。其中第三路以板垣征四郎的第五师团为主力，沿平绥路西进，进犯晋、察、绥，并把战略进攻重点指向山西。1937年9月10日，日军攻占阳高，天镇失去屏障，国军六十一军李服膺弃城而退，打乱了阎锡山大同会战的“如意算盘”。13日，日军兵不血刃占领了大同，接着直扑第二战区司令部所在地太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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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9日，这天是农历中秋节，雁门山上大雪纷飞，银装素裹，老百姓纷纷议论：“三关戴孝，不祥之兆！”果不其然，这年深秋，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两位高才生、曾经的同窗好友阎锡山和板垣征四郎，在山西小镇忻口遭遇了，熊熊燃烧的战火，让山川变色，让大地易容。
山西老百姓中流传着一句口头禅：“山西有座大山，这座山就是阎锡山。”辛亥革命后，阎锡山割据山西，他修窄轨铁路，埋头发展经济和练兵。抗战爆发时，阎锡山拥兵三十万，独霸山西。蒋介石拿他无可奈何，共产党的势力难以渗透，连日本人也对他拉拉扯扯。用阎锡山自己的话说，这叫“在三个鸡蛋上跳舞，哪一个也不能踩破”。但这一次，他的“凌波微步”却施展不开了，日军这个“鸡蛋”，已不容他长袖善舞了。他的老同学、号称“中国通”的板垣征四郎早就处心积虑，对他的地盘虎视眈眈。战前，板垣以佛教徒的名义，前往佛教圣地五台山朝拜礼佛，为表诚心，他一路步行，沿着山道走入山西。当时，很多人认为他虔诚拜佛，其实，他是实地勘察地形，为进军山西做准备。如此狼子野心，岂是常人能揣测到的？便是阎锡山这般老奸巨猾，且与板垣同窗多年，也没能看穿，待他如梦初醒，为时已晚。
一场鏖战在所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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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河北“乡下人”郝梦龄正带着他的部队昼夜兼程，从偏僻的西南贵州赶往山西。
因厌倦年年内战，同室操戈，那些年，郝梦龄内心十分迷茫，只想“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他迷上了读史书，花巨资购买古籍珍本，家中书房里，光“二十四史”就摞了半堵墙。如果没有抗战，或许，他会如古时失意的将军，寻一处安逸的田园，与书为伴。但日本人赤裸裸的侵略图谋，容不下他的解甲归田梦。去军校深造，励精图治，以便将来报效国家，是身处乱局的他最理想的选择。“卢沟桥事变”时，郝梦龄正行进在去四川的途中，他要前往四川陆军大学将官班学习，而他的第九军因不愿意、不尽力“围剿”红军，两年前被调往贵州修铁路。
郝梦龄是河北藁城县人。他出身寒门，家庭世代务农，他只读了三年私塾就被父亲送到杂货店当学徒，后因不堪老板的虐待，投奔了奉军。他作战英勇，又有勇有谋，枪林弹雨里步步晋升。北伐时，他任第四军第二师师长，后改任国民革命军第五十四师师长。中原大战后，兼任郑州警备司令，后升任第九军副军长、军长。古话说，慈不掌军。郝梦龄治军非常严格，部队纪律严明。行军无论走到什么地方，能露营就露营，尽量不打扰老百姓。露营时，以营连为单位排成方阵，士兵头朝外，怀抱枪支，席地而眠，营部连部居中；进入村庄宿营，只准向百姓借禾草铺地，次晨出发以前，各连值星官从营部返回驻地，检查所借禾草是否捆好放回原处，院子是否打扫干净，水缸是否挑满。总之，必须做到一点也没有军队住过的痕迹，方可出发。贵州修路期间，他部队的一个班长扣留过往商人数担货物，被他毫不留情地执行了枪决。
郝梦龄
国难当头，郝梦龄没有丝毫迟疑，拨马而回，请缨北上。自古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郝梦龄的身上，也流淌着豪侠的热血。他在日记中写道：“回忆先烈缔造国家之艰难，到现在华北将沦落日人之手，我们太无出息，太不争气。”他立即自重庆返回部队，请求北上抗日：“我是军人，半生光打内战，对国家毫无利益。日寇侵占东北，人民无不义愤填膺。现在日寇要灭亡中国，我们国家已到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我们应该去抗战，应该去与敌人拼。”国民政府军委会见他报国心切，加上当时日军沿平汉、平绥路长驱直入，华北前线吃紧，便批准他由贵阳率部北上山西。
这年的7月中旬，从贵州到湖南的江河里，一艘小火轮拖曳几艘木船，把第九军运到长沙，再经长江运到汉口。郝梦龄在武汉与家人匆匆团聚，告别时，他对儿女们说：“我爱你们，但是更爱我们国家。现在敌人天天在屠杀我们的同胞，大家都应该去杀敌人，如果国家亡了，你们也没有好日子过了。”行前，他给大女儿留下一封亲笔信，叮嘱她三日后再打开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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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梦龄的第九军到达忻口已是10月4日，他受任忻口前线中央地区前敌总指挥，在主阵地阻击来犯之敌。忻口地势险要，右托五台山，左依云中山，两山间一片河谷。忻口是晋北通向太原的门户，更是保卫太原的最后一道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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