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爷……”一个司礼太监走近过来，怀中抱着一摞奏折，这是崇祯定下的规矩，不管他多忙，也不管在何处，每天内阁转进来的奏折都需要他亲自批阅，绝不假手他人。
内阁的票拟经常不符合皇帝的心意，或者皇帝要故作神秘和展现权术，经常有内阁票拟调任的官员，皇帝随心所欲的将官职变更。
某个年富力强的原本要去某处任兵备道，结果被改任某省的提学，而某个以学术闻名的老臣，却被派到事务繁多的地方任兵备。
或是将二甲进士派去荒远之处当知县，三甲进士则调作清要之处任职。
这些随意的改动相当荒唐，多半是皇帝随心所欲的展现手腕和威权，以向臣下显示帝心难测。但这种做法并没有给皇帝带来多大的好处，反而是使人觉得皇帝过于随意的使用权力，刚愎自用。
崇祯匆匆自皇极殿出来，他想要的答案不会有回答，在此之前，不管是文官还是太监，都是对权贵囤粮的事含糊以应，最多以人心慌乱来回复，崇祯并不相信，但要叫他接受满天下的富人和士绅都已经心向和记，甘作反贼，这也是皇帝绝对不能接受的事情。
各奏本都无非是请兵请饷，崇祯看了一会只感觉心烦意乱。
来自辽西的奏折令崇祯眼前一亮，袁崇焕表示已经派了得力人员去东虏地界，东虏也有回信过来，皇太极议和的诚意很足，现在的要价就是正式保有辽中辽东辽南之地，两国以此定约立界，此后休兵罢战。
唯一叫袁崇焕不敢决断的就是皇太极要求每年皇明赐给二十万石粮，十万两银，对大明来说这根本是小数字，给辽镇的钱粮也远不止此数，只是如果答应了就会有被人联想到北宋和南宋的岁币耻辱，这是袁崇焕不敢自专和犹豫的地方。
崇祯也是皱眉看着，以他想做中兴之主的盼望来说，对东虏的条件是绝对不可以答应，不仅是岁币，还有割地之事，亦是绝不能允准的耻辱。
一旦和议达成，所谓的中兴之业也就不复存在了。
但袁崇焕所言也是有理，当下大敌当前，且成因不在皇帝，而是在万历和天启年间，皇帝本人无需对此负责。
在此时期，对东虏的委曲求全不会有损令名，只会使后人感觉新君登基之后的诸般不易。
和议一旦达成，大明放弃的不过是早就失去的土地，每年给的物资和银两也只是极小的数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辽西最少能抽出六万披坚执锐的精锐，以这六万人为核心，袁崇焕可以建立起以蓟镇边墙为第一道，三屯营，遵化，蓟州为第二道防线，保定，京师，天津为第三条防线的纵深防御阵地，兵马人数如果加上东江镇的三万劲兵，精锐就有十万人，配合原本的蓟镇兵马，兵力可达十五六万人之多。
这是可以拉出来打仗的野战之师，纵然不及和记火器精良，训练有素，可以用城防和红夷大炮来抵销这种优势。
袁崇焕侃侃而谈，建议皇帝一定要派得力大臣清查京营，如果京营精锐不足，可以抽调各镇精兵入驻京师，只要蓟辽京师不失，山东河南无事，则江南湖广闽浙补给和兵员可以源源不断的北上。
和记以下犯上，谋逆不道，必定不得人心，战争持续一年以上，必会有向大明方向倾斜的变化。
袁崇焕的奏折相当的乐观，用词也是铿锵有力，在举朝一片灰暗的时期，袁的奏折给了皇帝极强的信心。
在一边阅看时，皇帝一边频频点头，嘴角也不禁露出一抹微笑。
“朕就说大明不会连一个有担待的臣子也没有，蓟辽总督不愧是朕关注多年的能力，也是忠节之臣！”
当然袁崇焕也表示了对粮荒的担忧，但他建议皇帝一定要充实通州大仓，必要的时候要派重兵驻守，剩下的三百万石粮食就算得不到补偿，也够二十万到三十万人的军队吃上一年，这一年至为关键，关系到大明存亡，粮食乃重中之重，绝对不可以轻忽大意。
崇祯看的至为激赏，甚至禁不住轻轻拍起眼前的御案来。
确实也是如此，不管局面多么困难，对京营兵，守卫皇城的上三卫，身边最亲近的太监们，皇帝仍然给足供给，不管谁在挨饿，京营兵和皇城禁军，东厂，锦衣卫，这些靠的住的臣下一定要保住他们的忠心。
当然皇帝也并不完全明白，他下令发给京营兵的粮食根本就是浪费，营兵说是十几万人，其实在营的不过两三万人，大量的营兵被勋贵之家和太监，还有高品的文武官员占役使用，发给他们的粮食，其实兜了一圈还是到了这些权贵的家里。
而普通的营兵只能领到极少的粮，自己吃勉强够，但家中尚有老小，特别是家口人数多的营兵家庭仍然得不到充足的供给，处于严重的饥饿之中，甚至也是在饿死的边缘。
这种情形下，营兵和禁军的士气当然还是十分低迷。
最后袁崇焕表示了谨慎的乐观，同时奏明自己将在和议初步答成之时进京陛见，然后就不回山海关或宁远，将在三屯营或蓟州驻节，就近指挥蓟镇的防线。
同时袁崇焕建议皇帝暂时敕令登州和天津停止对东江的供给，在东江镇毛文龙亲率劲兵至天津之前，绝不再给他们补充一粒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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