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二十四日深夜，上大将军、左光禄大夫、秦兴公杨义臣接到了东北道大使薛世雄的急件。
薛世雄就北虏大军突然停止攻击白狼隘口和神武川，并迅速撤退到黄花堆和金沙滩一线，做了简略分析和推衍。据右武卫大将军、滑国公李景判断，北虏可能寻找到了由桑干水上游方向直达武州塞的间道，而这条间道在代北军仓促后撤之际可能未被彻底破坏，继而给了北虏一条死里逃生之路。据此，东北道诸军统帅已经联名上奏皇帝和中枢，请皇帝和中枢密切关注战局发展，并及时作出攻防策略上的调整。
薛世雄作为东北道最高军政统帅，直接对皇帝和中枢负责，实际上没有必要把东北道诸军统帅对战局的分析和推衍告之杨义臣，但在战局发展到最为关键时刻，薛世雄却这样做了，其中必有深意。
杨义臣看完薛世雄的书信后，完全认同东北道诸军统帅对当前战局的推断。
杨义臣曾是代北军的统帅，尉迟氏及其家族、部属、故旧始终是代北军的核心力量。帝国两代皇帝视尉迟氏为股肱，极尽恩宠之能事，原因便在如此。先帝从国祚安全角度考虑，早早便把杨义臣调出了代北，以遏制尉迟氏在代北的影响力，但同样出于北疆镇戍的需要，两代皇帝都始终没有闲置或者弃用杨义臣，而是让他继续镇戍边陲，委以重任。杨义臣做为帝国边陲镇戍的著名统帅之一，不但熟悉边陲的军政事务，对代北军事更是了如指掌。
在北虏停止对神武川的攻击后，他已经预感到战局要发生剧变，只是考虑到自身处境艰难，不便向其他战场统帅打听军情，以免落人口实，自寻麻烦。哪料转眼间薛世雄就主动传来了讯息。
对皇帝和中枢在东征结束后马上实施南北决战的策略，杨义臣是极力反对者之一。之所以反对，并不是因为政治上的保守，而是纯粹从军事角度出发。帝国军队在经过西征、东征之后，精疲力竭，损失巨大，再进行声势浩大的南北决战是不合适的。退一步说，就算北虏乘着帝国军队虚疲惫不堪之际，大规模南下入侵，帝国也完全没有必要耗尽国力与其进行正面决战，仅凭借长城、山川险隘、气候、坚壁清野等众多天然优势和有效手段便可度过危机，虽然这一消极防御策略必然会在政治上给皇帝和中枢的权威造成打击，但在军事上它是正确的，有利于尽快恢复前两次远征对帝国所造成的巨大伤害。
是皇帝和中枢的“面子”重要，还是帝国的长治久安、中土的和平统一重要？两者相比，孰重孰轻，一目了然。但皇帝和中枢如同失去了理智的雄狮，只顾炫耀自己雄伟的身躯和强悍的力量，根本不去理会自己鲜血淋漓的伤口，为了所谓的王者尊严，甚至不惜与敌玉石俱焚。
杨义臣到了决战战场后，对两败俱伤甚至是玉石俱焚的决战后果十分不安。如此决战，有何意义？即便军事上胜利了，但在政治上，是彻头彻尾的失败。皇帝和中枢难道被血腥和杀戮冲昏了头脑，分不清事情的轻重缓急了？
终于，在两败俱伤已经既成事实，马上面临玉石俱焚之危的紧要关头，战局发生了变化。北虏是不是当真如李景所推测的，找到了突围间道？杨义臣久居代北，对那条小道很熟悉，也知道代北军在撤退之际肯定要对其进行破坏，但破坏的程度就说不清了，或许破坏的不严重，能够给北虏一个逃生的机会。
假设这个推测是正确的，始毕可汗和北虏主力正从那条间道急速撤离，那么决战事实上已经结束了。既然决战结束了，薛世雄此刻的“示好”，目的何在？
杨义臣马上想到了伽蓝。
这场决战的核心人物就是伽蓝，正因为伽蓝忠实地执行了皇帝和中枢的南北决战策略，使得皇帝和中枢在冒着极大风险的情况下，成功实现了决战目的，再加上伽蓝在第三次东征中所建下的显赫战绩，帝国这位最年轻的将军因此成为皇帝和中枢最为信任和器重的雷霆“战刀”。
决战结束了，皇帝和中枢将如何使用这把无坚不摧的“战刀”？
如今外患暂平，皇帝和中枢所拟定的国防和外交大战略已基本实现，接下来就是安内。安内包括两个方面，政治上是继续推进中央集权制度的改革，军事上是戡乱平叛，而它们能否成功，归根结底，取决于帝国贵族统治阶层内部的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的矛盾能否缓和。假如这个根本矛盾不能缓和，那么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会越来越恶劣，越来越对立，由此造成的恶果便是中央的政令出不了东都，而地方势力却迅速坐大并对中央形成威胁，继而危及到帝国国祚的稳定和中土的和平统一大业。
南北决战的胜利，让皇帝和中央的权威有所恢复，这必将导致皇帝和由改革派控制的中枢不会放弃政治改革，更不会向保守派贵族做出妥协。可以预见，国内的根本矛盾会越来越激烈，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斗争会越来越失控。而帝国军队的戡乱平叛一旦失去了地方的支持，那么可以想像，平叛会非常艰难，局势会越来越恶化。帝国军队在戡乱平叛战场上的节节败退，必会影响到皇帝和中央的权威。皇帝和中央失去了权威，失去了对地方的控制，还谈什么政治改革？相反，就连前期包括先帝时期的改革成果，都将在瞬间葬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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