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璘料想金军必定会再来争夺德顺军，乃布置兵士于城下。果然，八月间，金将完颜悉烈统领兵马，号称十万，前来攻打。同时，金国万户豁豁，也统帅精兵，由凤翔而来。吴璘遣其第五子吴挺，率军于城东将来犯之敌击退。
德顺城北有北岭，东有东山，两山地势相接，互为犄角，可为固守之地。吴璘观察形势，亲自领军据守北岭，派吴挺守东山，深沟高垒，严阵以待。
九月初，金军统帅徒单合喜，命陕西都统完颜璋、副都统完颜守道，率兵两万，复攻德顺军。
两军激战于城东，接战数次，宋军稍稍退却，金军乘势进击，迫至城下。吴璘命北岭士兵与顺德城中守军，两军夹攻，弓弩齐发，击退金军。
徒单合喜乃又派遣统军都监泥河，领兵七千，与完颜璋合兵，企图攻取东山。吴璘令守山军士依险列阵，环列剑盾、拒马，多次击退金兵进攻。而此时，北岭宋军已扼住金军退路，夺其粮饷。
至十月，徒单合喜率兵四万，亲自来援，吴璘分兵袭击，双方激战之下，伤亡甚众。
徒单合喜见宋军控扼东山、北岭，一时难以攻克，于是移师于德顺军东南水洛城，企图切断宋军粮道。
而当时，宋廷主和一派，势力尤盛，他们建言，陕西宋军，驻扎在外，离川口很远，恐为金军偷袭，应该自秦凤、熙河、永兴三路回兵。至十二月，皇帝赵昚无奈下诏，命吴璘班师回河池，弃守陕西。
吴璘接诏，犹豫难决。幕僚之中，有胆识者提议说：“如果对国家社稷有利，大帅可以自己决定进退。官家诏旨所命之事，关系极为重大，至少不能马上撤兵，否则数年征战，成果毁于一旦。”
吴璘神色凝重，沉思良久，说道：“你说的这般道理，我也都反复思量过了。朝廷说本部军马外置，恐为金军偷袭川口，这只是借口，真实原因，恐怕是要为宋金议和争取空间。秦凤、熙河、永兴三路，本地所出军马，以及所产粮食，正是我们与金兵周旋的资本，也是来日收复所示国土的根基。至于说金兵可能会偷袭四川，我多年领兵，岂能没有考虑。金国军力，并不足以分兵，倘若贸然出兵进击川蜀，我们占据三州，他们岂不是腹背受敌，正为我等所趁？
“但问题之关键乃是，官家刚刚即位，我在外统领重兵，朝廷既然下诏命我退兵，我等岂有违抗诏旨之余地？想当年岳少保，罢了，我何能与岳少保相比。”
于是，隆兴元年正月，吴璘下令撤军。金军尾随其后攻击，宋军死伤两万余人，之前所收复的秦凤、熙河、永兴三路，尽为金国所得。
蒋精忠得知吴璘在陕西退兵的消息，不胜叹息，旁边有师弟方万达道：
“官家下此诏书，想亦是不得不如此，终究上边还有太上皇帝。本朝以孝治国，前先九帝，依次谥为大孝、广孝、元孝、明孝、宣孝、圣孝、昭孝、显孝、仁孝皇帝，官家既不是太上皇亲生，更是需要格外谨慎，如履薄冰之上。不过官家北伐的决心，料想尚不曾动摇。”
蒋精忠道：“陕西既失，全面战争就再也无法发动。纵使正面进攻，恐怕也是只能得一时之地利，不过为议和争取一些有利的筹码而已。辛弃疾向张浚相国所献之策，派主力进入山东，依托当地父老，恢复中原，也是完全泡汤了！”
辛弃疾是于去年渡淮归宋。他率领五十骑兵，在山东地界于万军之中，生擒叛徒张安国，押赴健康斩首，名重一时。他生长于北地，对金国战略部署极为了解，专向张浚就北伐献策。
辛弃疾提议，可从关陕、西京、淮北、海道四路实行佯攻，以分散金国的兵力，却派遣主力兵马，进入金国防守薄弱的山东一带，与当地义军联合稳定山东局势，稳扎稳打，迂回包抄中原地区，以图逐步恢复，最后可以直捣燕京。
然而此番建议，就当时宋廷，即使是主战一派而言，亦属于过分激进之论，因主力北置，则都城空虚，朝廷安危，恐有疑问，且一旦战败，则有举国倾覆之危险。
宋朝主战一派，向来主张以收复河南和陕西为战略目标，而如今主动让出陕西，那即便北伐，也只能是以河南为首要目标，正面强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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