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空军确实采取了行动，只不过不是致命打击。
六月二日中午十二点左右，中国空军再次出动数十架战斗机，对联合舰队进行了第二次电磁打击。
这次，担负打击任务的不是J-20，而是由FBC-1C在三百公里外发射的巡航导弹。
可以说，杨禹方安排的战术无懈可击。
虽然在上午的打击中，J-20证明了自身的价值，但是杨禹方考虑到日本空中自卫队吸取了经验教训，肯定会针对J-20加强防空力量，比如派遣更多的F-22A在J-20必须经过的突击航线上待命。如果再次使用J-20，很有可能得不偿失，因此他改变了战术安排，让一直没有机会上场的FBC-1C机群露了一把。
这也是FBC-1C在这场战争中首次露面。
在第二次朝鲜战争中，FBC-1C的表现并不差。当时大部分J-11与J-10都被用来执行制空任务，FBC-1C成为志愿军手里主要的战术空中打击平台，在几次大规模空中战役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只是，这种用途单一的战斗机并没因此得到空军与海航的青睐。
归根结底，就是其用途过于单一，并不适合中国空军与海航的现有需求。
第二次朝鲜战争后，空军与海航花了很大的力气改进J-11与J-10，加快了J-20的研制步伐，却没有对FBC-1C进行改进。主要就是，通过第二次朝鲜战争，中国空军认识到，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建立起足够强大的空中力量，而在与强敌对抗的时候，最需要的是兼具打击能力的制空战斗机。
这个判断，在东海冲突中得到证实。
在打击第三护卫群之前，中国空军与海航以制空作战为主，即便在五月二十九日夜间的第一场战斗中，海航主动出击，也是对空作战。在打击第三护卫群的战斗中，担任打击任务的是轰炸机，而不是战斗机。
这样一来，FBC-1C自然没有用武之地。
只是，也不能完全否认这种战斗机的用途。在某些特定环境下，FBC-1C的作战效率肯定超过了J-11，甚至超过了J-20。
比如，海航的FBC-1C能在不到二十米的超低空持续飞行数个小时。
受翼载影响，J-11C与J-20在超低空飞行时的稳定性远不如FBC-1C，飞行员极易在长途奔袭时感到疲劳。
如果需要进行长途奔袭，而且得超低空突防，FBC-1C绝对是最理想的选择。
此外，FBC-1C是专业的攻击机，配备了更加完备的导航系统，单独突防能力超过了以对空作战为主的J-11。在没有预警机支持的情况下，FBC-1C能对一千公里外的目标发动袭击，而且导航误差不会超过五百米。换成J-11，不但导航误差大得多，还必须得到预警机或者其他支援飞机的支持。
这场战斗就需要长途奔袭，而且得超低空突防，所以中国空军动用了FBC-1C，让其承担主要打击任务。
战术安排上，杨禹方仍然让大批制空战斗机承担佯攻任务。
因为有第一次打击，所以杨禹方让空军派出了几架J-20。
与他预料的一样，日本空中自卫队扩大了防空警戒范围，前出的F-22A对率领制空战斗机的J-20进行了拦截。
结果是，双方战斗机在联合舰队西面两百公里处爆发了当天的第二次大规模空战。
在这场空战中，双方都没有占到便宜。
日本空中自卫队能够动用的只有二十三架F-22A，在兵力上不占优势，而中国空军与海航的预警机没有前出，在信息上不占优势。
也就在这个时候，FBC-1C在钓鱼岛东面不到五十公里处，也就是在东海舰队西面发射了远程巡航导弹。
参战的十二架FBC-1C各发射了两枚远程巡航导弹。
数量不是很多，但是足以毁灭日本海上自卫队拯救联合舰队的最后一线希望。
这些巡航导弹全都配备电磁弹头，而且全程超低空突防，飞行高度离海面仅两米，几乎在浪尖上穿梭。
导弹离舰队不到一百公里的时候，才被E-3G探测到。
此时，F-22A全部投入空战，没有电磁对抗能力的F-15J留在冲绳上空，而联合舰队里的战舰又无法作战。
结果是，二十四枚巡航导弹中，至少有二十枚在联合舰队上空引爆。
当时，日本海上自卫队还没有修复战舰动力设备的控制系统，用来维修的电子设备全都暴露在外。
电磁战斗部引爆后，修复战舰的希望彻底破灭。
虽然可以再次运送维修设备，再过几个小时就能让战舰起航，但是中国空军肯定会再次发起行动。
只要无法解决电磁武器构成的威胁，就无法让联合舰队返回那霸。
这轮打击过后，日本联合舰队的命运已经注定。
只是，在中国潜艇到来之前，日本海上自卫队、以及日本当局绝对不会放弃拯救联合舰队的机会。
收到消息后，喜田多一郎在飞往华盛顿的途中跟钱德勒通了电话，要求美国紧急提供一批制空战斗机。为了强调这些战斗机的重要性，喜田多一郎直接提到，把关岛的F-22A机群调配给日本空中自卫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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