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20机群能够及时赶到没什么好奇怪的。
按照空军的作战安排，一个J-20中队在九点半之前就已赶到，其中四架伴随KJ-2000活动，另外八架参加舰队防空作战。
杨禹方下达命令之前，八架J-20已经前出到预警机东面，只是没有启动雷达，而是在等待F-2机群逼近。因此在杨禹方下达命令之后，其中四架J-20仅用一分钟就转移到预警机附近，把掩护预警机的战斗机增加到了八架。
率领这四架J-20的，正是空军上校晏鹰搏。
按理说，像晏鹰搏这样的“战争功臣”在第二次朝鲜战争之后都应高就，很多比他晚参战的飞行员都离开了一线部队，一些去了总参谋部、一些去了空军司令部、最差的也到航校当了教官，可是不知道他哪根筋出了问题，战争结束就主动申请加入J-20的试飞团队，参与研制定型后的军方试飞工作。
做出这个决定，让晏鹰搏背上了很大的包袱。
准确的说，是来自家庭的压力。
原因很简单，试飞员驾驶的都是没有完全定型的飞机，需要承担很大的风险，工作的危险性非常大。
当然，试飞员的待遇也非常高。
在试飞部队，上校的待遇比得上空军少将。
对于没有上过战场的飞行员来说，试飞工作确实很危险，可是在晏鹰搏眼里，这根本算不了什么。
在朝鲜战场上，他两次被联军战斗机击落，两次活了下来。
大风浪见惯了，试飞那点小波涛在他眼里算不了什么。
更重要的是，晏鹰搏确实需要更高的待遇，或者说需要赚更多的钱，因为他的儿子就要上小学了，而且他的母亲还瘫痪在床，重点小学的赞助费需要十多万、母亲一个月的医疗费需要一万多。这些都得靠他，所以他需要待遇更高的岗位。
此外，参与J-20试飞，也是晏鹰搏的梦想，因为他早就想驾驶这种第四代战斗机了。
他的申请很快就得到批准，一是黄峙博与廖文纲给了他特别照顾，二是J-20的试飞工作确实需要一名实战经验丰富的飞行员。晏鹰搏是第二次朝鲜战争期间，中国空军的头号空战王牌，仅比美军的头号空战王牌少两个战果。加上两次被击落的经验，可以说他最清楚第三代战斗机与第四代战斗机的差距，也最清楚中国的第四代重型战斗机需要特别重视哪些性能。
接下来的一年半里，晏鹰搏全程参与了军方的验收试飞工作，为J-20的总设计师提出了十多项改进意见。虽然他的建议没有被完全采纳，但是得到了重视，而且一些不涉及到战斗机总体结构的细节问题已经得到改进。比如，为J-20配备全套电磁战武器系统，使其具备更强的电磁战能力。
在此期间，晏鹰搏由中校晋升为上校，还因为在科研工作中做出重大贡献荣立一等功。
J-20量产后，晏鹰搏没有回到空七师，那里也没有他的位置了。
按照空军的安排，他这种参与了军方验收试飞工作的种子飞行员全部以教官身份，编入第一支J-20中队。
这个中队的任务很简单：为其他航空部队培训J-20的飞行员。
造战斗机容易，培训飞行员却不容易。
更重要的是，J-20的初期型号只有单座型，没有双座型。虽然晏鹰搏在参加试飞工作的第一天就提出，应该重点研制双座型，因为不管J-20是制空战斗机、还是准备发展成多用途战斗机，双座型的适应性都比单座型好得多，但是把J-20改成双座型，需要对机体结构做出调整，也就需要足够的时间。
用单座型培训飞行员，只能提高门槛。
第一批参加训练的飞行员都是各支部队的老鸟，半数以上参加过第二次朝鲜战争，平均飞行时间在三千小时以上。
这意味着，他们的军龄都在十年以上。
此外，培训方式也很独特，即以一带一的方式进行，教官将在培训期间把掌握的所有技能传授给学员。等到J-20大规模列装之后，将由回到基层部队的J-20飞行员把技能传授给其他飞行员。
用精英培训精英，J-20部队才能以最快速度形成战斗力。
只是，教官就十来名，一个培训周期长达十二个月，期间还有三个月的调整期，因此在两年半内，只培训了两批、二十四名飞行员。战争爆发时，第三期培训工作刚刚开始，能够驾驶J-20上天的飞行员总共也就四十八人，其中十二人还只能驾驶战斗机，无法参与作战行动。
结果就是，像晏鹰搏这样的教官也得上战场。
显然，晏鹰搏并不畏惧战斗。
可以说，在空军的所有飞行员中，最不畏惧战斗的就是J-20的十二名教官。他们都参加过第二次朝鲜战争，都在战斗中击落过敌机，都用J-10A、J-11B等第三代战斗机挑战过F-22A。让他们驾驶J-20升空迎战，不但不会畏惧日本的F-22A，反而更有信心，因为至少在同一条技术起跑线上。
按照空军的安排，三个J-20中队轮番升空执行作战巡逻任务。
晏鹰搏的运气不大好，二十九日凌晨的时候，他刚刚完成巡逻任务，在返航途中收到了另外一个中队击落了四架F-22A的消息，而且领队长机单独占有了两个战果，取得了开战后的首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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