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检默默的听着夏允彝的报告，到这里方才插嘴道：“今年我们以收缴金银的命令，强迫国内的富商大户把手头上的黄金、白银更换成了纸笔，我记得三大银行为此补充了超过8000万两白银的准备金，其中有近四分之一被用来购买了国债。
如果确实有需要的话，明年3-4月份可以同户部继续评估发行短期国债的需求，我认为银行暂时还是能够支撑下去的。
另外，我国同荷兰阿姆斯特丹商业银行、西班牙王国达成的白银汇兑协议已经生效。西班牙秘鲁总督区今年第一批白银已经安全运回了上海，其中西班牙王国财产为315吨白银，个人财产为136.7吨白银，还有数百公斤的黄金，总价值超过1200万两白银。
虽说这笔硬通货，我们要以丝绸、茶叶、瓷器、香料及其他货物运往欧洲，从而变成现金支付给西班牙人。但是基本上未来10年内，每年美洲都会有这样一笔资金输入我国，因此以这项汇兑业务为抵押发行一两笔短期国债也应当问题不大。
现在最大的问题还是，各地的交通运输能力不足，和水利设施缺乏，导致我们无法将南方及海外的粮食运到北方受灾区，各地农业还需要靠天吃饭，这就是导致今年灾害面积扩大后，朝廷无法及时救济灾区，也无法引导灾民自救的最大问题…”
当崇祯谈起经济问题时，就算是户部尚书郭允厚也是只能竖起耳朵倾听的。毕竟这十余年来的国家财政好转，说到底都是崇祯做出的规划，户部官员不过是照着皇帝开的药方抓药而已。
而到了今日，崇祯用以改善国家财政的基本手段，朝中上下也算是基本有了一点数。一是发行国债，并以国债绑定纸币，从而将未来的钱挪到现在来用；二是垄断金、银，从而稳定住纸币的价值，令市场上获得足够的货币，从而推动经济的活跃；三则是利用大明对周边及海外各国的优势地位，把纸币输出到周边及海外各国，从而收割这些小国的财富，用以填补大明的财政缺口。
这套金融体系的精密程度虽然远不能同后世相比，但是在这个时代已经算是相当杰出的金融设计了。正是在这套金融体系的支持下，大明不仅筹集出了大量资本投入到国民经济建设的项目中，更是牢牢的支撑住了军队改革和对外战争所需的大量资金，更是在今年这样的严重自然灾害中，依然维持住了国民经济没有崩溃，并成功的进行了大规模的赈济灾民行动。
于是，当崇祯策划着筹集明年委员会的资金来源，虽然听起来这些资金都近乎是从民间及西班牙王国哪里盗窃财富，但是夏允彝却仔细的把皇帝的话语记在了心里，根本没有提出对使用这些资金是否合乎道德的问题。
当然，这也同大明打开国门之后，汲取海外财富以弥补大明所缺的主张成为大明上下的共识有关。就算是夏允彝这样的正人君子，此刻也不认为拿着国外的财富救助大明国民的贫穷和困难有什么不对。
相反，经过了今年这样惊心动魄的抗灾救灾之后，大明的官僚、士绅、百姓都开始意识到，如果没有来自海外的粮食和物资，那么遇到今年这样的大范围灾情，灾区的百姓只能等死，而灾区周边的地区也不会得到什么好处。
不管是灾民起来作乱，还是官兵强迫借粮借钱，没受灾的地区都要摊上一场人祸。那么这样一来，大家不得不把目光转向了海外，寻求粮食、物资和财富的新来源。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的转向，算是把那些还想要闭关锁国的旧士绅们彻底边缘化了，向海外开拓的运动掀起了又一个浪潮。
不过崇祯此时并没有着重思考这一点，他正忙着替今年的赈灾行动做收尾。说完了财政上的开源问题之后，他很快就将话题转移到了灾后防疫工作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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