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姜瓖来说，最近传来的显然都不是什么好消息。弟弟姜瑄的失踪，让他都找不到一个可以商议事情的亲族。
远在榆林的兄长显然是无法给他什么意见的，他自己不能亲自前往榆林，兄长也不能来大同。靠着中间人传递信息，一是不可靠，有可能在半路上被拦截；二是往来太耗费时间。也许兄长那边的回信还没到大同，他这边已经要被朝廷使者带回京城去了。
更何况，此刻朝廷把注意力都集中在了他和弟弟姜瑄身上，追究的是他们同亢氏勾结一事，还没有将榆林的姜氏拉扯进来。这个时候让榆林的兄长置身事外，倒是为姜氏一门留下了一条生路，因此他也就断了和兄长一起商议如何应对朝廷责难的心思。
作为山西大同一带最大的地主，姜瓖自然也就是山西北部士绅大族的领袖。山西在后世虽然是一个省，但是在大明其实是被分为两个行政区的。
五台山以北，从大同到宣府，都属于边镇管辖的边疆区域。而五台山以南则属于内地，归属于山西巡抚管辖。山西的士绅名门大多居住在太原南面，临近黄河的河东地区。
至于五台山以北这等边境地区，所谓的士绅大户，基本上都属于往自己脸上贴金，往前几代不过都是些小地主和军户罢了。
不过随着隆庆和议之后，大同到长城一带的土地终于可以被开发利用，这些小地主和军户才凭借着同军队的关系慢慢开始发家致富。
而到了崇祯登基之后，随着朝廷收服了土默特和察哈尔两大蒙古部族，把大半个漠南蒙古吞并了下来，山西长城以外的蒙古部族终于不再成为山西地方的威胁。
原本被视为宣大防线重心的大同地区，也迅速从军事重镇转向了大明经营漠南草原的后勤中心，开始逐步按照内地的标准进行地方建设了。
这样一来，山西北部的土地就开始值钱了。因为这几年天灾将许多北方农民赶出了自己的家园，这让不少山西南部的士绅家族能够以极为低廉的价格招募到大批流民，对长城两侧的荒地进行开发。
对以姜瓖为首的山西北部士绅地主来说，这既是一种机遇也是一种威胁。毕竟他们已经掌握了这一地区条件最好的土地，土地价值的上涨，自然也就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收益。
而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他们手中拥有的巨量土地，同样也会被强力人士所盯上，特别是河东地区那些根基深厚的名门望族。
为了对抗这些势力强大的名门望族，姜瓖等山西北方士绅地主自然就只能抱团取暖，并托庇于丰大总督袁崇焕门下。
应该来说，姜瓖也好，和他一起抱团的这些本地士绅也好，基本上都是没有什么政治野心的。他们聚集在一起最大的理想，就是保住自己在过去积攒下来的土地和财产。
而在大明朝的历史上，除了魏忠贤掌权的那一小段时间外，大明朝还真没有朝廷朝着士绅财产下手的先例，这也是为什么魏忠贤会被这么多士绅痛恨的缘故。
所以当姻亲亢氏被莫须有的罪名下狱后，姜瓖才会这么反应激烈的联合亲友向朝廷抗议。因为在他们眼中，这一次本就是朝廷理亏，以栽赃嫁祸的手段吞没了一位毫无过错的良民的财产。
亢氏反对把自家的金银存入银行，在这些士绅眼中实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再怎么忠君爱国，也不能让他们拿着真金白银去换一叠纸回家吧？
如果亢氏因为这件事就被抄家问罪，那么接下来他们又该如何面对朝廷的要求？难道还真要把自家的金银都奉献给朝廷吗，这也未免太不像话了。
因此这些士绅替亢氏喊冤，事实上也是在替自家发声。他们更希望能够借此煽动起各地士绅对于这一朝廷新政的怒火，从而迫使朝廷修改或是废除铸币法案。
大明朝本就有法不责众的先例，土木堡之变，明英宗被俘，郕王朱祁钰监国。结果朱祁钰第一次召开朝会就失去了控制，文官们当着他的面打死了锦衣卫指挥使马顺，朱祁钰也只能宣布众人无罪。
而万历、天启年间，因为地方士绅对于宫内派出的税监滥收税和锦衣卫四处抓捕士绅的行为不满，煽动民众围攻税关和执行公务的锦衣卫也不是一、二次了，两位皇帝也只能默认了这个事实。不仅没有追究主使者，反而开始约束太监和锦衣卫的行动。
因此在姜瓖等山西士绅地主眼中，铸币法案这件事若是能够引起天下士绅的反抗，朝廷最终还是会让步的。而借亢氏一案向朝廷发难，显然是极好的借口。
姜瓖想着自己又不是想要造反，只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家业而已。他家数代替朝廷守卫边疆，现在三兄弟更是分别镇守一方，难道朝廷还能因为他抱怨了几句就对付他这等忠良臣子吗？若是如此，今后谁还肯替朝廷卖命。
姜瓖的理想的确是美好的，不过这现实显然有些残酷。这一次朝廷完全不按套路来啊，连给他们重新站队的机会都不给，就直接电闪雷鸣了。
而本是在边上抱怨了几声的姜瓖兄弟，现在却正正的对上了这场风暴。姜瓖一边为自己下落不明的兄弟担忧着，同时也对自己被召去京城的命令感到了恐惧，于是不由召来了本地交好的士绅和亲近的心腹进行了商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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