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初八，苏州城内的市民几乎都出现在了街道上，尤以城北报恩寺前的广场聚集的人数最多。这些市民之所以如此，并不是今日城中过什么节日，而是今日要在报恩寺前公审匪盗、泼皮及与之勾结的士绅小吏。
当押送着上千囚徒的囚车周游苏州街巷时，站在路旁的市民们一个个都闭上了嘴，睁大眼睛仔细辨认囚车内的人物。此次官府安排游街的次序也极有意思，排在队伍最前面囚车里关押的，不是罪大恶极的江湖匪盗，也不是有点身份的苏州士绅小吏，而是常年在街面上欺压商户百姓的市井泼皮。
因此当有人认出了最前方囚车内是平日里的仇人之后，胆小的就跟着众人咒骂几句，胆子大的就捡起了路旁的土块、石子或是被人丢弃的垃圾朝囚车上丢了过去，趁机出口恶气。
这些市井泼皮不是托庇于士绅门下，便是和官府小吏勾结，他们把持着不少牙行和菜市，对外地商人和城外菜贩、木柴商人欺行霸市，对市井小民强买强卖，甚至于一边放高利贷，一边设局诱人赌博，侵吞家资较为殷实的平民百姓的家产，或是拐带姿容俏丽的女童出卖到外地。
这些市井泼皮因为都是本地人，对于苏州城内的家长里短知道的一清二楚，在士绅和小吏的庇护下，他们的罪行往往很难抓到实证，即便有几个知道他们罪行的平民百姓也不敢出来举证，害怕自家被这些泼皮的同伙所报复。因此平日里只能选择避而远之的策略，哪怕被人找上门来欺负了，也只好忍气吞声的过活。
但是这一次朝廷缉拿太湖匪盗，这些充当了匪盗耳目及士绅打手的市井泼皮自然也被一网打尽了。往日里在街头横行的泼皮们，在军队的面前犹如土鸡瓦狗一般，一伙伙的被军士从城内各个巢穴据点内搜捕了出来。
也正是失去了这些耳目和打手，苏州士绅们才无法去煽动组织市民起来暴动，再玩一次苏州市民驱逐锦衣卫的事件。如今这些市井泼皮们，又再次成为了魏忠贤手中聚敛苏州百姓仇恨的武器。当市民们开始咒骂袭击囚车内的泼皮时，他们也就不会去思考车队后方的匪盗和士绅小吏是不是和这些泼皮一伙的问题了。
当囚车队伍停在了报恩寺前的广场上时，囚车上的犯人们已经没有不被苏州市民攻击过的了，围观的百姓也切切实实的从看热闹的心态变成了观看恶人遭受报应的同仇敌忾心理。站在报恩寺宝塔上观看公审的魏忠贤，看到这一幕终于放下了心来。
而那些在附近高楼围观的苏州士绅们，或是松了口气，庆幸自己最终没被牵连进去；或是大感失落，觉得这些市民们毫无同乡之谊，今后难以作为依靠。不过也有更多的人开始意识到，士绅的身份已经不再是他们的护身符了，和朝廷对抗的人家就要做好家破人亡的准备，这令不少人开始远离政治，埋头研究学问或是经营家业去了。
太湖匪盗一案虽然就此结案了，但是这一案子在江南的影响却没有就此终结。为了防止地方上的治安继续恶化，和鉴于大明律无法对某些轻微犯罪的行为进行处罚，在崇祯八年年底刑部连续推出了《治安法》、《劳教法》、《流放法》、《济贫法》四部法律。
在这几步法律中，朝廷加强了警察的执法权力，对于流民及无业游民的存在也视为了一种犯罪，法律加大了对于轻微犯罪的处罚，严格限制了工人的罢工权力，但也从法律上规定了地方官府对于贫民的救助责任。
地方上的官员和士绅对于这几部法律是又爱又恨，一方面他们可以用这些法律加强对于地方平民的控制，并在灾荒之年将那些不稳定的流民和无业游民流放到海外去，稳定社会秩序；但是在另一方面，这些法律又是套在他们脖子上的枷锁，使得士绅和地方官僚的私权力被大大缩小了。
不过这些都是后话，北京的宫城内，此时朱由检最为关心的，还是同固始汗进行的谈话，这场谈话将会决定西域和大明的政治地缘改变，也将决定卫拉特部同大明之间的政治联系。
被皇帝召入宫中的固始汗，刚开始还有些担心，是不是昨晚酒宴上他的言行有些出格了。不过当他见到皇帝之后，才发觉崇祯召见他的真正用意是什么。
在皇帝的会客厅内有一面用白色幕布覆盖的墙壁，当固始汗向崇祯见礼之后，就被皇帝招呼到了这面墙壁之前。在吕琦拉开了覆盖墙壁的白色幕布之后，固始汗这才发现墙上画的是一副精细而庞大的世界地图。
这是固始汗第一次看见这个世界的全貌，这足足让他发呆了许久。地图的精细更是让他吃惊，即便是他了如指掌的天山北面，他也才发现有这么多一无所知的道路。当然他也注意到，这副世界地图并没有全部完成，大部分地区都呈现的空白区域，只有大明内陆及大明周边的一些地区画的较为详尽。
他还来不及从震惊中恢复过来时，朱由检已经对他说道：“昨晚固始汗对朕说，你能为大明作出更大的贡献，朕思来想去，倒是有那么一件事非你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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