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就是书院，岂能和大学相提并论。教育权力必须掌握在朝廷手中，而不是任由什么地方名士把持。况且，地方士绅互相吹捧出来的名士，他们究竟是站在朝廷这里，还是站在士绅那边，也未可知。
朝廷可以规定书院的教材，但却规定不了人的思想。朝廷就算需要人才，也是自己培养出来的更可靠。否则一群被书院带歪了道路的读书人，对于国家又有什么益处？
对于书院，朝廷还是应当继续严格控制。不过对于那些知名学者，内阁可以同礼部商议一下，给他们一个国家认可的学者头衔，然后定期发放一些补助，当然人选和数量都要有所控制，他们可以不为朝廷出声，但也不能站在士绅那边攻击朝廷，朕看这就已经很不错了。
至于书院今后能不能获得同大学一样的待遇，且等个一、二十年再说吧…”
崇祯的语气虽然平淡，但是谈及对书院的决定意见时却非常的坚定，钱谦益很快便领悟到了皇帝的意思。虽然皇帝否决了他的一个主张，但他并不打算为书院据理力争。在某种程度上而言，现在的他只有保持和皇帝一致，才能杜绝那些政敌在他和皇帝之间制造矛盾，从而架空他这个威信未立的内阁首辅。
送走了钱谦益之后，朱由检却没表面上看起来这么轻松。做了数年皇帝，哪怕他此前再是一个键盘政治家，此刻也深知控制一个国家究竟需要什么权力。军权、人事权、财权和教育权，正是最基本的四项权力。
枪杆子里出政权，但是想要驾驭住庞大的官僚机构，就必须要有人事权和财权。而要保持住政权的本色，就必须要教育出支持政权的人才。
在科举制度尚未出现之前，门阀世家垄断了文化的传承，是以政权就是在皇帝和门阀世家之间不断换手。科举制度出现之后，皇权借助寒门士子的力量，击溃了门阀世家把持政权的传统，这也是相权日渐衰落的现实。
从宋至明，历代君王都试图弄出一套尊崇皇权的价值观来，从思想上控制那些读书人，这也就是理学兴起的根源。只不过到了大明中后期，文官缙绅势力的崛起，再度架空了皇权，左右了政权的力量。
到了这个时候，封建伦理秩序实际上已经达到了极点，不管皇帝再怎么折腾，都是无法跳出封建官僚集团为皇权编制出来的这座权力牢笼的。而官僚集团用于控制政权的方式，就是把持着教育的权力。
虽说天下书院教授的都是四书集注的内容，但往学生脑子灌输思想的，却是那些缙绅官僚。哪怕偶尔有一二个出自底层的人才，也大多为脱离自己的阶级而喜不自胜，只想着如何同老师同僚站在一个立场，哪里还顾得上其余。
封建式的书院是教育不出建设资本主义所需要的人才的，朱由检自然不会给这些封建缙绅机会翻身的。作为一个后来者，他很清楚一件事，国家政权的更替从来不是和风细雨，是一个阶级取代另一个阶级统治地位的暴烈行动。
之所以现在这些缙绅未能表现出激烈的反抗举动，说到底还在于大明实在是太衰弱了，这种衰弱不是皇权单方面的衰弱，而是整个国家自上而下的衰弱。
除了江南地方还能维持着一点繁华盛世的余烬，整个帝国北方在外患和内忧的夹击下，士绅已经很难控制住地方上的秩序了。这也是为什么当崇祯登基后推行各项改革，哪怕是触及到了士绅们的利益，北方士绅也还是忍了下来。
因为在改革政策实施之后，北方社会秩序的恢复也是有目共睹的。对于大多数士绅来说，他们还是能够忍受住这点利益损失的，只要等到国家安定下来，他们自然是能够重新拿回这些利益的。
正是要趁着这些士绅们还在忍耐的时候，朱由检才要抓紧时间建立起学校体系，只要将这一代的北方缙绅子弟纳入到学校体系之内，那么崇祯赖以变革大明的人才基础也就算是初见成效了。
钱谦益离去之后，朱由检思考了许久，方才对着一边伺候的吕琦说道：“安排个时间，让郭尚书来见见朕…”
钱谦益接任首辅之后颁发的第一条内阁敕令，立刻引起了朝野上下一片赞誉。不管在什么时候，给民间撒银子都是最受人欢迎的。而且，虽然钱谦益没能说服皇帝豁免积欠的盐课，但是能够为各省争取到自收自用，已经算是给各省找到了清理积欠盐课的路子了。
一时之间，刚刚上位的新首辅倒是博取了不少口碑，算是坐稳了自己的位置。而在这个时候，朱由检也正和郭允厚紧张的商议着，建立一个国家计划委员会，制定全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西苑精舍内，朱由检端着一杯清茶站在落地窗前，看着外面连绵不断的雨线说道：“…建立国家计划委员会的目的，就是要把全国的资源和人力进行有效的分配，从而促进我国工农业的快速发展，最终满足整个国家的需求。
农业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工业是财富的源泉。一个国家的农业出现了问题，就会造成社会的动荡；若是工业无法满足人民的需求，就会使得民众用度匮乏。所以治国之道，首要就在于工农业的有序生产，任何阻扰工农业生产的不适宜制度都应当加以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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