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来自后世的灵魂，苏长青当然比这个时代的任何人都知道什么叫做民主。而在担任了四、五年的皇帝之后，他个人对于民主这个词也有了更为个人的看法。
比如他现在就认为，作为一种政治制度是无法脱离整个社会的经济基础而独立存在的，指望用一种人类制定的政治制度去解决人类社会的一切问题，那和相信上帝能够解决人类所有痛苦一样荒唐。
对于一个国家的统治者来说，民主制度是他倾听社会各阶层心声的一个工具，同样也是统治者用来统治国家的一个工具。对于一个国家的统治者来说，显然后者更为其所看重。
蒙古的忽里台大会，实质上已经有了蒙古各部族民主议政的雏形。由于蒙古各部族都能在忽里台大会上维护自己部族的权益，脱离了蒙古国的部族反而更容易被其他部族所消灭吞并，因此成吉思汗利用忽里台大会控制住了封建时代最大的一个帝国。
当忽必烈终结了忽里台大会制度之后，蒙古各部也就失去了一个达成共识维护自身权益的地方，这个庞大的蒙古帝国也就四分五裂了。当然，和后世完善的议会民主相比，忽里台大会更像是一个刚刚落地的婴儿，因此它的消亡并没有引起蒙古诸部的反思。
朱由检替蒙古诸部召开忽里台大会，是想利用这一古老的蒙古议事传统建立一个为大明服务的蒙古议会，可并没打算令蒙古诸部重新凝结出一种蒙古共识出来。
不过好在人类历史上从来不缺乏伟大的政治探索勇气，更是有许多国家和民族用自己的生命去验证了，什么是失败的民主制度。
所以，朱由检在改造忽里台大会的同时，便顺手将波兰式的民主推荐给了蒙古诸部的代表。波兰式民主的精髓就在于两点：自由选王制和自由否决权。
自由选王制保证了忽里台大会的存在基础和权力保证，虽然蒙古大汗只能从黄金家族的血脉中挑选，但是这确保了蒙古大汗今后只能从议会中选举产生，不在由上一任大汗说了算。
在崇祯的支持下，大多数议会代表赞成通过了一项议案，剥夺了蒙古大汗对于大帐亲兵的直接指挥权力，改组大帐亲兵为蒙古人民军，限定名额为5千人，向蒙古议会和中国君主发誓效忠。
虽然察哈尔部的一些代表试图反对，但是对于大多数部族代表来说，在大汗之位空位时削弱大汗和察哈尔部的权力，显然是大受欢迎的，这项议案很快就获得了通过。
任何一名议员都有权否决议会议案的自由否决权，则更受那些出身小部族代表们的欢迎，这让他们意识到自己部族拥有了和其他部族同等的权力，有些颇为激进的代表公然在大会上喊出：“只有自由否决权才能结束现在蒙古诸部四分五裂的局面，让我们重新成为一个完整的蒙古…”
当会议进行到第五天时，朱由检想要的都已经从这次忽里台大会上获得了。而本次忽里台大会的代表也投票让自己成为了蒙古地方议会的议员，决定每六年各旗重新推举一次代表，以察哈尔为首的蒙古左翼诸部编为14旗，同现在的蒙古右翼19旗合并为33旗，每旗可选出3名代表，共计99名议员。
凡是商议涉及到蒙古地方议会制度本身、蒙古大汗选举等重大政治问题时，每旗都只有一票，即三位代表态度一致方才有效，只要有一票反对议案就不得通过。但凡是涉及到民政、税收等普通民众生活的小事，那么便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由各位议员按照自身的意愿进行投票。
最后，与会的代表一致认为，那些未能参加本次大会的部族，即便今后派出代表参加，也需要一个考验期，考验期内不得参与投票。考验期结束之后，经过蒙古地方议会承认的旗，也只能拥有两名议员的名额。
会议开到这里，大多数问题都已经得到了解决，原本应当结束了。不过还有代表意犹未尽，总觉得还应该趁着这样的大好时机再做些什么。于是便有代表提出，应当利用这次大会为蒙古诸部制定出一部法典，用以约束部众之间、部族之间的冲突。
制定法典这事到真不是崇祯在背后推动的，而是一些黄教喇嘛及黄道周的弟子在背后出的力，前者希望将黄教定为蒙古诸部的正统信仰，而后者则希望能够仿照大明民法通典建立蒙古的民法法典，以约束各部那颜们的权力，废除一些残酷而野蛮的刑罚。
不过在听说了这个提案之后，朱由检思考再三后决定支持。不过他建议除了一些特别的法律条文之外，系统性的法典编撰工作还是由议会授权组建的蒙古法典编撰小组进行负责，该小组将挑选蒙古各部中的学者、有名望的长老及喇嘛学者组成，而大明也将会提供一个顾问小组，对法典编撰小组提供帮助，这部法典编撰完成后在明年八、九月召开的蒙古地方议会上进行投票审核。
大会的代表们接受了崇祯的建议，决定由鄂尔多斯部的萨囊彻辰主持法典编撰的工作，而崇祯则转头委托了黄道周及章嘉活佛担任法典编撰小组的顾问，对法典编撰的内容进行审核及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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