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崇祯来说，现在的大明并不需要草原上的局势出现大的变化，只要能够保持大明和蒙古联手对抗后金的形势，让大明北方的社会和经济重新恢复稳定，就是最好的局面。
不过随着林丹汗的失踪，草原上的局势显然又要出现让人难以预料的变化了。正如袁崇焕所言，如果林丹汗真的回不来了，察哈尔部或是分裂或是选出一个反明的大汗出来，对于大明都不是什么好事，还是应该早作准备为妙。
在返回京城的道路上，朱由检重新思考了关于草原上的布局。回到宫内的第一时间他便下令柳敬亭即刻前往五台山，和章嘉活佛一起前往归化城宣讲佛法，并了解察哈尔部留守归化的台吉、那颜们的想法。
而他自己则同被召集起来的总参部参谋们讨论了下林丹汗失踪后的蒙古形势，并要求总参谋部制定出一个控制察哈尔部的用兵计划出来，必要时将要使用武力镇压察哈尔部出现的叛乱状况。
虽然做好了两手准备，但是朱由检还是希望能够亲自见证察哈尔部的权力交接。毕竟这可是关系到后金和大明之间最大一股力量的归属，谁掌握了这股力量，谁就掌握了漠南草原及征伐蒙古诸部的权力。
不过想要前往大同、丰镇，现在京城中的争论和河北地区的土地改革实施，就都要有一个结论才行。
崇祯五年五月八日，崇祯召开了国务会议，一是讨论落实河北的土地改革；二是对天津条约日本赔付的各项赔款进行最后的决定。
在河北的勋贵、太监、卫所军官都被清理了数次之后，大部分的河北士绅又已经被崔呈秀、冯铨、黄立极等河北士绅领袖带入了改革派，因此对于这场土地改革的实施并没有多少反对的意见。
更何况，为了能够让地方士绅百姓能够支持这场土地改革，朱由检在会上表示，“…在河北推行全面的土地改革及公社化运动之后，河北的国家劳役行为将从此日起一概冻结。地方上的县衙、公社为了本地百姓利益修建的水利、防汛和道路工程，可以动员受益的百姓提供义务劳动之外，在外敌入侵及突发性的自然灾害外，任何人不得以国家的名义强行征发河北百姓服劳役…”
作为天子脚下，河北地区的赋税一向是享受减免的，但是作为京城及蓟辽边镇的后方，此地百姓最为痛苦的还是繁重的徭役。这些徭役往往占去了一个强壮劳动力大半年的时间，让农户难以生产。
虽然河北士民连年哀告，朝中官员也知道河北百姓的徭役实在过重，但一直以来大家也只能为河北百姓发发牢骚，并没什么人敢真的去解决这个问题。和河北百姓的苦痛相比，京城的安稳及边军的安定，才是朝廷最为关注的要点。
但是随着军队的改制，军队后勤的制度化，使得军队占用的劳役大幅度下降了。加上崇祯登基以来在华北平原上大力修建的铁路和公路设施，对于海河水道的清理，对于天津、秦皇岛等北方海港的修建，使得北方交通运输的成本大幅度下降，这也就为撤除河北徭役提供了基础。
土地改革和徭役撤除捆绑在一起时，就连那些并不赞成土地改革的清流官员也不好轻易反对了，毕竟这可是要得罪本地百姓的活计。和外地的百姓相比，河北百姓的声音可更容易传进京畿百姓的耳中，而京畿百姓的声音基本上就代表了大明百姓的喉舌。这些清流官员都是靠着名声吃饭的，自然不愿意在形势不明的状况下成为百姓眼中的奸臣。
而一干河北出身的大臣选择支持河北土地改革的实施，那些外地的官员们就更不想趟这趟混水了。只是小小的一番争辩之后，国务会议还是以多数通过了这个方案。
至于后面的赔款归属倒是让众人争吵的面红耳赤，无一人甘心对这么一大笔财源插不上手。在国务会议上居于弱势的内务府、总理衙门、海军军令部，最终只得到了这些赔款的四成，而以户部为首的朝廷各部得到六成。
朱由检出手，也不过是替葡萄牙女王保住了自己的复国基金，和先从赔款中扣除内务府、总理衙门、海军军令部的作战支出，及战争公债的本息。作为户部尚书的郭允厚依然还是不太满足，最后还在会上要求，今后在国内发行的战争公债必须要得到户部的审核，并且不能擅自提高公债的利息云云。
朝廷获得了这么一笔意外之财，使的各部官员之间也和气了许多，对于皇帝最近折腾出来的这些事情也就没那么看不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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