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贤街燕京大学的大门前，牛金星正带着一群年轻学生们等候着皇帝的驾临，在虽然在他前面还有十多位本校的教授和官员在等候着，但牛金星却并没有上前同他们套近乎。
虽然在刚刚进入燕京大学学习的时候，他还抱着要同管理本校的官员、教授好好相处，以便将来为自己入仕时打下一些基础。
不过等他和夏允彝开始一起组建青年学会，同皇帝接触上之后，他就放弃了那点浅薄的想法，而是把精力完全放在了青年学会的建立上。
和充满了理想主义的夏允彝不同，年少时历经磨难的牛金星，更为熟悉这个世界的人情世故。他从皇帝对青年学会的关心态度中，很快便意识到青年学会对他来说，也许会是一条更有效的终南捷径。
更为可喜的是，就在青年学会的草创初期，夏允彝居然丢下了这一摊事情，跑去陕西查访官军在平乱中的行动去了。这给牛金星拥有了一个在皇帝面前表现能力的机会，让他尤为兴高采烈。
虽然他远不及夏允彝在年青士人中的威望，但是凭借着从小打磨出来的待人处事能力，和对于大学中教授的组织学研究，倒是渐渐得到了参加青年学会士子们的认可，成为了青年学会中位于夏允彝之后的核心人物了。
在青年学会成立将近半年之后，牛金星终于按照崇祯的意图，将一群年青的士人组合成了一个较为严密的组织，而不在类似于东林、复社这等松散的文人社团。
不管是东林党还是复社，虽然都提出了自己的政治理念，但是在本团体内部并没有形成严密的组织团体，也没有什么约束成员的会章社规。想要加入这样的社团，只要社中成员有人引荐，大多数人不反对即可入社。
这样的社团充满了文人习气，大家坐下来喝酒饮宴，聊的开心了，就莫名其妙的入社了。过了两天因为和某个社内成员意见相左，吵上一架也许就退社了。也有一些投机分子，看着社团的成员非富即贵，想着入社拉一拉关系，削尖了脑袋也要进入社团。当然，当社团受到朝廷打压的时候，这些人又忙不迭的退出了。
因此，东林也好，复社也好，刚刚组建社团时的那几个创社者也许是有一定抱负的，但是当社团的规模扩张之后，虽然社团的影响力是增大了，但是社团成员龙蛇混杂，当初创社时追求的政治理念往往就成了一句口号，社团也就成了一部分人用来争权夺利的工具，或是用来庇护某些人胡作非为的保护伞。
当初皇帝提出要组建青年学会，以引导大明的年青士人走上为国家建设奋斗的正途，而不至于沦落为某些士大夫团体用来党争的工具，这固然是得到了包括夏允彝在内的年青士人的支持，但是他们对于青年学会的组建，还是存在着和皇帝相左的异议的。
对于这个时代的读书人来说，他们正处于一个极为微妙的时代。大明商品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市民文化和享乐主义的兴起。因此即便是口口声声要为民请命的东林党士大夫们，在个人生活的操守上也是极为放荡不羁的。
比如袁宏道就说过：世人但有殊癖，终身不易，便是名士。是以这个时代的文人名士狂狷不羁，玩物玩世以为风雅。他们好美食，好女色，好男色，好精舍，好玩物，似乎没有一点异于常人的癖好，就不足以让自己脱颖而出。
然而同样是这个时代，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依然还是尊崇宋时兴起的程朱理学，希望继续维持传统社会的运行。学术思想上的保守观念和个人行为上的放开享乐，使得大明的读书人成为了一个复杂的矛盾集合体。
比如号称要尊经复古的复社君子们，在召开大会讨论如何挽救大明国运时，并不介意同时让美妓在身边伺候自己。他们控诉着朝廷向百姓加征，导致百姓妻离子散的时候，依然不妨碍他们对十两一席的酒食挑剔不已。
正因为这些年青士人成长于这样的社会环境之中，因此他们对于参加青年学会，个个兴致勃勃，想要跟随夏允彝这样的士人领袖为国家做些事情。但是他们却又无比厌恶，青年学会试图对成员进行约束和指定工作的行为，这让他们感到失去了自身的自由。
大多数年青士子的心里，对于君子之交的看法，还处在：合则来，不合则去。这样一个理想的状态。他们并不认为，自己自愿加入的青年学会，居然有约束自己行为的权力。因此，当青年学会成立时，关于如何建立一个组织，制定会章以约束成员的若干问题上，大多数学会成员都是持反对态度的。
这些学会成员们的反对声音之大，就连夏允彝也动摇过一段时间。不过随着他离开京城，牛金星代替他主持青年学会的日常事务后，得到了皇帝极力支持的牛金星，通过分化拉拢和利益引诱，终于将京城的青年学会成员大都拉到了自己这边，又迫使几位反对声音最大的士子退会，才算是真正控制住了青年学会内部的局面。
到了八月底，大明青年学会的成员已经发展到1200余人，光京城以内的学会成员就达到了600余人，长江以北的学会成员人数已经占据了全体成员的九成。而且北方各省最为出色的年青士人，大多被吸纳进了学会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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