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允厚还没有从黄立极、袁可立带回来的消息中清醒过来，便收到了崇祯召见他的命令。郭允厚很快便恢复了冷静，跟着王承恩来到了主敬殿。
朱由检和郭允厚打了招呼，让他坐到了丰城侯的对面，这才对着两人说道：“关于配给制制度的实施，在勋戚和保定、真定、河间、顺德、广平、大名六府士绅地主中遇到的阻碍，丰城侯这边已经向我汇报的很详细了。
郭先生也应当清楚，山东三藩对于配给制中粮棉征购政策的阻碍，应当已经处理的差不多了。
接下来，山东、河南、陕西、山西各省的士绅地主，都会盯着北直隶的士绅地主的行事，以此作为标准来决定，他们对于朝廷颁发的配给制政策的接受程度。
而北直隶的士绅地主，说到底还是这南边的六府势力最为强大，他们不是依附在勋戚的门下，便是和某些勋戚结成了亲家，有些人甚至和宫内也有联系。
他们若只是单独一个人，自然会老老实实的服从于朝廷的命令。但是现在他们之间的关系盘根错节，形如一个整体，在这种情况之下，某些人往往会错误的判断形势，以为自己的力量可以对抗朝廷的力量。
虽然在朕的眼里，即便是这些士绅地主和一部分勋戚、太监联合在一起，也只是一只不自量力想要拦截马车的螳螂。只要我们拿出决心来，马车必然是能够从螳螂身上碾压过去的。
但是，北直隶的士绅地主和京中的勋戚，毕竟还是朝廷的支持者，如果我们不说一声就这么碾压过去，首先就会削弱朝廷自己的力量。
而且他们在当地都是有名望的大户豪族，依附于这些大户豪族的百姓不知有千万户。在这些百姓眼中，这些数辈子和他们打交道的大户豪族，才是朝廷在当地的代表。
一个从来没有和他们有过直接联系，在数百乃至上千里外发来的一封文告，如果没有这些当地大户豪族的认可，是无法被这些平头百姓所相信的。
所以，朕以为朝廷需要先分化，勋戚、士绅大地主和当地中小地主、普通百姓之间的关系。只有当他们之间对立起来，朝廷才能通过地方官府以仲裁者的身份插手地方，掌握这些地方县以下的统治管理权力，将配给制度落实到每一个村子里去。”
对于崇祯放弃了以力破局的解决方式，丰城侯和郭允厚都在心里松了一口气，郭允厚随即试探的向皇帝询问道：“陛下说要分化这些人，不知是不是已经有了全盘计划了呢？”
朱由检想了想说道：“全盘计划么还没有，但是这些天来的思考，倒是有了一个解决的思路。
我们要解决的北直隶反对配给制的声音，其实可以将反对者分成四类人：投资棉纺织业的勋戚、士绅、商人；拥有大片良田种植棉花求利的地主；拥有大片良田依旧保持旧式自给自足经济的地主；还有人数众多，但是土地面积不及前两者的中小地主。
朝廷颁布配给制的目的，一是为了保障北方民众最基本的生存需求；第二便是保障棉纺织工坊、粮食加工工坊等行业能够获得足够的工农业原料。
郭先生应当有所了解，伺候一亩小麦，大约需要农人投入4个工作日；伺候一亩棉花，大约是小麦田一倍的劳动时间。
一对夫妇在北直隶耕作50亩上田，如果是自家的田地，便能够收获50石小麦，现在市场上每石小麦1元，扣除成本可得44元。平均一下，便是每人年入22元，要是田地不是自家的，还要减去地租，所得就更少了。
但是一名妇女在棉纺织工厂干上10个月，也能获得30元的收入了。而她在这10个月内所创造的价值，起码也是她所获酬劳的一倍以上。
可见，只要这些工坊有足够的原料，把这些农人招进工厂内劳动，比让她们在田地里干活，能够创造出更多的财富来。民众创造的财富越多，国家就能收取更多的税金，以缓解我们所面临的财政困境。
而且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让大量的民众处于失业状态，不但意味着无形中损失了大量的活劳动，还需要国家拿出可贵的储备粮食来喂饱他们，这一来一去便是双重的损失。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应该清楚的知道，朝廷今后的工作目标是什么了。
对于朝廷来说，发展农业生产的目的，一是要保证我们能够获得足够养活所有人的粮食；二便是为工业生产提供足够的原物料。
所以，我们要打破现在农村中一切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让我们的农业变成，以交换商品为目的的市场经济的一部分。
从这个目标出发，第一、二类人都是我们可以拉拢的对象，而第三、四类人则是我们必然要进行打击的对象。”
崇祯说到这里时稍稍停顿了下，观察了下郭允厚和丰城侯两人的表情，发觉他们脸上并没有什么变化，这才继续说了下去。
“第一类人想要的是降低粮棉价格的上限，特别是棉花的价格；第二类人想要的却是提高粮棉价格的下限，他们最在意的同样也是棉花的价格。
而第三、四类人对于我们制定的价格并不感兴趣，他们只会将自家田地里的产出囤积起来，直到市场上的粮棉价格涨到他们期待的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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