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了崇祯的解释之后，茅元仪和左良玉等人都松了口气，他们最为担心的就是，皇帝到了蓟州之后就不管不顾的督促他们尽快东进，以解救遵化被围的军民。
在无法得知遵化具体状况下，把京畿这点可用之兵拿来冒险，一旦援救失败把这点本钱也折进去之后，那么整个京畿地区就等于对后金敞开了大门，整个战局的势态就恶劣到无以复加了。
毕竟现在宣大军正准备抄掠后金这只入侵部队的后路，辽西军则护卫着山海关-永平-丰润一线。蓟州这里，只有京畿新军可以作为中流砥柱了。这也是为什么，茅元仪等人抵达了蓟州后，主要还是把精力放在了构筑蓟州防线上，而不是东出哨探遵化方向。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遵化军民实际上已经被放弃了，他们只是寄希望于遵化军民能尽量拖延后金军队的西进速度，好让他们有时间完成蓟州防线而已。
当然，这种话谁也不会直接说出来。毕竟战时大本营的目标，第一是解救遵化军民，把入侵的后金军队赶出长城去；第二才是构筑蓟州防线，阻止后金军队占领遵化城之后继续西进，威胁都城。
皇帝的这个建议倒是给了他们一个借口，免去了他们坐拥大军而不援救遵化城的罪名。驻守在石门寨的都是蒙古骑兵，这些蒙古人本来就没有守城的经验，如果调动蓟州明军主力东进，这些蒙古人显然是要撤退，同明军在野外进行纠缠，而不是守在石门寨里等死的。
石门寨和堡子寨之间可是大片的平原地形，最利于骑兵驰骋突击。昔日戚继光就曾经在堡子寨和汤泉寨之间，进行了一次10万人规模的军事演习，可见这一区域是足够容纳大部队展开的地方。
蒙古人对于这片地形是不会不加以利用的，而一旦他们主动放弃了石门，摆出诱敌深入的态势，那么大本营也就有借口收拢兵力，收缩回蓟州防线了。
左良玉是第一个出声支持皇帝的这个火力侦查计划的，而茅元仪等总参谋部的官员也随之纷纷出声赞同。一向反对出兵东进的前兵部尚书崔呈秀，看到这个场面，也只能在边上不痛不痒的说了几句要慎重行事之类的话语。
作为在家守制的前兵部尚书，崔呈秀此时代表的只能是本地士绅，既然本地士绅的代表也不反对，皇帝提出的火力侦查方案自然也就毫无阻碍的通过了。崔呈秀此时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由于蓟州士绅代表刚刚被皇帝下令拦在了殿外，他一个人如何敢跳出来反对皇帝的主张。
守孝期快要结束的他能不能复起，主要还在于崇祯的态度。作为被东林党人视为仅次于魏忠贤的阉党首脑，他能不能复起，代表着皇帝对于阉党一案的态度。若是能够复起，则代表着天启年间的党争一案暂时宣告终结。阉党也好，东林党人也罢，在短时间内都需要积蓄力量，等待下一个斗争的机会了。
如果他守孝期满却无法复起，那么不管崇祯此前如何压制朝中的党争，如何展示自己对于两党没有偏见，都无法掩盖皇帝对于阉党的警惕心理。明了了皇帝的心态，东林党人必然会挑起一轮新的党争，为东林党全面翻案。
因此，崔呈秀可以在茅元仪、蒋德璟面前摆一摆前兵部尚书的架子，但是在崇祯面前，他是一点多余的动作都不会有。他此刻最为需要的，便是获得这位新皇帝的信任，以保住自家的权势和地位。
崔呈秀很清楚，如果他在朝廷斗争中彻底失败，不仅是他前半辈子的经营化为乌有，就连崔家在蓟州的一切，也很快会被新的权势人物视为囊中之物。
因此当皇帝提出了火力侦查的主张后，他只能小心翼翼的提醒了两句，便同样出声支持了皇帝。
朱由检止住了茅元仪就火力侦查内容的继续讨论，“关于派出哪些部队参与这场火力侦查，和具体的作战计划，我们迟一些再说。
现在最为主要的，还是先理清战时大本营及下属各单位之间的组织程序。战时大本营不仅仅是军队的最高统帅部，它同样也是前线所有同作战有关联的单位的最高指挥部。
刚刚茅参谋介绍的我军情况，朕也算是听明白了。虽然战时大本营控制住了从黄崖关到山海关每只部队的情报，但是却没有对这些地区的民政加以管束，使得军队在当地无法征集到任何物资，每一颗粮食都需要从后方转运过来。这样调度任务对于战时大本营有限的人力来说，负担未免过重了。
更何况有些军队驻扎的地方往来不便，大本营接收到消息再做出反应，往往都在5、6天之后，战局瞬息万变，岂能容我们如此缓慢的做出反应？
是以，朕以为，应当把同后金接触的防线划分为若干战区，每个战区设立一个战时统帅，负责本战区内所有军队的指挥权力，和对民政事务的督查权力。
这些战时统帅只向战时大本营负责，不受其他人干扰。当然他们的权力只存在于战区之内，对于战区之外的军队和民政事务无权干涉。战争结束之后，随着战时大本营的解散而去职。
诸君以为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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