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王承恩从房间内离去之后，吕琦这才向前向崇祯汇报道：“陛下，总督漕运兼管河道太监崔文升同锦衣卫百户崔应元，今日各有密折送到了。”
朱由检头也没有抬便自然的说道：“念。”
吕琦立刻从袖中的暗袋中掏出了两份奏折一一念给了崇祯听，崔文升是红丸一案的当事人，又同魏忠贤交好，再加上被天启册封为总督漕运兼管河道太监，干涉了文官的职权，因此当崇祯登基之后，崔文升受到的弹劾次数仅仅次于魏忠贤和崔呈秀两名阉党首脑。
有明一代，漕运事务先是武臣督运，接下来是设立漕运总督，出现文武兼管的局面。万历四十年，朝廷撤销了漕运总兵官一缺，从此漕运就成了文官独自管理的局面。
到了天启时代，魏忠贤同文官闹得不开心，生怕文官掐住漕运给自己出难题，于是便设置了总督漕运兼管河道太监一职，监管漕运事务。
漕运总督可以说是大明第一等的肥缺，每年漕运加上河道维护，总督府经手的资金就高达数百万两，但是漕运总督的年俸却低的吓人，从一品官担任漕运总督岁俸银仅180两（二品155两）。
是以，凡是担任漕运总督的官员，不贪污腐败是不可能的。著名的东林党人李三才，从明万历二十七年至三十九年任漕运总督长达12年之久，而他的家财被有心人统计后，高达400余万两，其中有多少出自漕运总督府的经费，也就不言而喻了。
文官们花费了上百年的时间终于赶跑了武臣，从而独立监管了漕运河道事务，对于天启派出内臣监管自己，自然是不愿意的。更何况这位总督漕运的监管太监还有一段黑历史，正好可以借来攻击。
只可惜崇祯不是不谙世事的少年，出于后世的见识，他根本不相信没有监管的漕运总督能够管理好漕运和河道事务。让一个年薪200两不到的官员去管理一年数百万两的资金，还不准许朝廷另外设置监管机构，除非此人是海瑞还差不多。
但是大明朝200多年，也就出了一个海瑞。倒是道貌岸然的伪君子，比比皆是。天启派出一名太监监管漕运和河道，这是一个很正常的措施。只不过历代皇帝派出内臣监管漕运和河道事务，都是时断时续，并不是一个常设职务。
但是对于崇祯来说，他希望把这个职务固定下来，让总督漕运兼管河道太监府成为一个常设机构。因为漕运和河道事务实在是过于重要了，在海运还没有成气候之前，漕运就是北京的命脉，一旦失去了控制，京城近百万民众和辽西、蓟州、宣大的边镇，就会遇到粮食危机。
在这种状况下，朱由检自然不会去处置崔文升，换上一个对漕运河道事务一无所知的新手。不过为了安抚那些文官们，他还是任命了颇有声名的兵部侍郎杨一鹏，替换了此前依附于魏忠贤的漕运总督。
当崇祯准备开启南北海运时，自然也就开始对漕运事务进行摸底调查，准备作出一定的变革，让朝廷更好的掌控这条南北经济的命脉。想要对漕运进行变革，就必须要降低漕运在大明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
否则一旦漕运中断，改革也就难以维系了。替代漕运的备用方案，一个是上海到天津的海运，另一个则是从京城到武汉的铁路建设。这两个方案都需要3、5年的时间，才能分担漕运的巨大压力。
而在这段时间之内，朱由检决定从漕运路线上漕丁下手，12万5千正额漕丁加上运河各码头的苦力，漕运事务关系到的运河漕丁和苦力足足有数十万之多。要是朝廷对漕运事务进行改革之际，这些漕丁被有心人煽动起来，对大明来说无疑是一场灾难。
而且即便这些漕丁不被人煽动，平日里困苦而看不到希望的生活，加上他们基本上都是目不识丁的文盲，因此很容易就会被白莲教之类的迷信组织所诱惑，又或者被那些民间会党所操控。
地方官府对于一二十个漕丁大约还具有威慑力，但是一旦数百上千的漕丁抱团闹事，这些官员们第一时间想的，便是宁人息事了。江南地区打行横行于市，未尝不是地方官员怕事退让的表现。
而北京到南京之间，大规模的运输人员物资，暂时还是只能依赖于这条运河。如果北方有事，而漕运被人所控制，这便等于崇祯把自己的性命交给了别人。因此在对漕运事务作出改革之前，朱由检需要先掌握大多数漕丁的思想状态，最好是能够控制在自己手中。
正是基于这一点的考量，崇祯才在去年中秋命令，被降级为百户的崔应元前往临清协助崔文升，于运河沿线各主要水陆码头建立码头航运工人协会，把各运河码头的苦力和漕丁组织起来。
而今日崔文升同崔应元两人的奏折虽然分别到达他面前，但是其中内容却都差不多。从通州到杭州的72路水陆码头，其中12处最大的码头已经建立了码头工人协会，入会人员几达3000之众。
这12处码头正处于大运河的关键要害上，只要控制了这12处码头，基本上从通州到杭州的运河航线就能畅通无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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