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绍袁府内，钱谦益正极力的劝说这位友人，接受同皇帝联姻的事情。叶绍袁同钱谦益虽然只相差7岁，但是科举仕途上的资历却相差甚远。
钱谦益是万历三十八年的进士，而叶绍袁是天启五年的进士。两人的资历相差甚远，原本不应该有什么交集。
不过钱谦益是江南的文坛领袖，而分湖叶家却是江南最为出名的书香世家，同文苑世家松陵沈氏齐名。因此钱谦益同叶绍袁之间，也算是认识的诗词文友。
崇祯整顿了宫禁，大力裁撤宫内人员之后，内廷和外朝之间的联系差不多就中断了。而皇帝有意纳一位葡萄牙王女为妃，也引起了内阁的担忧。
毕竟他们可不愿意皇帝宠幸一位西夷女子，造成大明帝室的血脉混淆。而崇祯把精力都放在新政的推行上，也让这些官员们感到压力越来越大。
这位少年天子推动的新政比昔日张居正主持的万历新政还要激进，但是天启最后几年的党争，实际上已经把朝中最为顽固的一些官僚给清理干净了。现在朝中主事的官员，大多是不愿意同皇帝发生正面冲突的，容易妥协的官员。
而内阁官制和朝会议事制度的改革，也使得朝堂议政的权力，从数百人的朝会转移到了8人内阁会议，和数十人的国是会议手中。
议政制度的变革，不仅仅加强了皇帝和内阁的执政权力，还大幅度的削弱了言官、清流的势力。以往他们通过左右朝野舆论，从而左右朝政的行为，现在却失去了一个表演的舞台。大明时报的出现，也取代了一部分官员的私下舆论和街头揭帖对舆论的导向。
到了这个时候，在京的文官们终于意识到，宫内人手的大肆削减，对于他们来说也不是什么好事。民间百姓也许会因为皇帝削减宫人减少支出，而感到欢欣鼓舞，认为这是崇祯励精图治的表现。
但是对于这些了解内情的官员来说，他们知道这不过是朝三暮四的把戏。皇帝裁撤的这些宫内人员，只不过是削去了宫籍，但是这些人依然还在内府控制的产业下为皇帝效力。
严格的来说，内廷的势力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只不过以往仰仗皇权的宫人，现在却转变成了一群皇商而已。
更确切一些的说，以往宫内仰仗权力，总是想要从各项行业中无偿的切下一块蛋糕来，供内廷和皇帝花销。现在内廷倒是不干这种无本生意了，但是他们却把整块蛋糕给端走了，只留下些碎末给别人。
内廷的这种行为，自然引起了原有的既得利益者的不满。但是内廷夺取这些利益的方式，并没有动用他们拥有的权力，至少明面上没有。而且随着内廷进入这些产业之后，市面上的物价也开始回落，百姓同样落到了一些好处。真正受到损失的，不过是一小部分人。
内廷名下的产业越是发展，官员们便越是忧心。毕竟通过这些产业获取的资财，外朝是没有借口让皇帝拿出来的，而且他们也无法掌握这部分财富的多寡。
最让他们担忧的是，皇帝动用内库财富武装起来的新军，已经完全脱离了内阁的掌握。以往京城的武力分为两类，守卫京城的京营和守卫皇城的锦衣卫亲军。
前者被文官和勋贵共同管辖，而后者则只听命于皇帝。由于两者的战斗力都不强，所以官员们对此并不担忧。
对于皇帝来说，京营比外军强悍，是皇权稳固的象征。但是对于文官来说，内外平衡才是政治稳定的基础。一个拥有一支强军支持的皇帝，对于文官集团并不是什么好事。
但是现在的新军，却隐隐有了这样的趋势。新军的出现，不仅压制住了京营中的勋贵集团，还夺去了文官在京畿地区的武力控制。
虽然孙承宗领导的总参谋部完全控制着新军，但是总参谋部同内阁的泾渭分明，使得文官根本无从插手新军事务。甚至于，以往约束地方军队的兵备道一职，也被后勤部所取代了。
到了这个时候，内阁自然也就想要有所动作了。一方面黄立极积极的修复同王在晋的关系，希望这位兵部尚书能够稍稍牵制住总参谋部。另一方面，这些文官们便借宫内大批裁撤人员，恐崇祯身边服侍人手不足为由，向皇帝提出了选秀的提议。
但是崇祯不仅拒绝了这个提议，还把官员们借着千秋节入宫送来的适龄女儿，让皇后做媒介绍给了一些武官。这显然让几位文官领袖和勋贵们大失所望，不过当他们探听到，皇帝还是给叶小纨、叶小鸾姐妹送了一些书籍作为礼物之后，顿时又生起了几分希望。
分湖叶家是江南名门，而叶绍袁又是一个有些不知世务的文人，黄立极等人自然不好亲自出面，免得弄巧成拙。因此让颇有文名的钱谦益出面，劝说叶绍袁同皇帝的联姻事宜。
虽然叶绍袁颇为敬重钱谦益这位南方的文坛领袖，但是听完了他的来意之后，也顿时把脸拉了下来，“陛下乃是聪明仁厚之主，岂会因一幅画像而有意于小女。我分湖叶家世代书香门第，岂能干出送女求荣的小人之举。
再说了，陛下才出孝期不久，天下又是内忧外困之时，岂能因此事而坏了陛下和我叶家的声誉。何况吾已同吾妻商议过，准备把小女小纨许配给吾妻内侄沈永祯。至于小鸾，一来年幼，二来自小不在身边，吾必不能送她入宫，从此不得相见。还请牧斋先生不必再言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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