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不耽误了公事，朝廷并不关心你们采用什么方式抵达目的地，朕觉得田尚书这个计划立意很好，没什么可争论的。但凡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方案，朝廷都应该要支持。你们中的一些人天天喊着朕不要与民争利，现在为了一点自家的体面，居然又毫不在意百姓是否得利。这前后不一的言论，听了很让朕心寒。
要反对田尚书改革计划的人，便站出来，到朕的面前来说，不要在背后嘀嘀咕咕的，摆出一副怨妇的模样来，这难道也是我大明官员的体面吗？”
崇祯疾言厉色的斥责声，顿时压住了殿内的议论声音。执政一年的崇祯，已不在是刚刚登基时毫无底气的少年天子了。
曾经把崇祯当做冲龄少年，想要把持朝中舆论的文震孟、刘鸿训等官员，旋起旋灭，虽然在士林中深得推许，但是随即被崇祯赶回了乡间。虽然有不少士子为他们辩白，但是崇祯显然毫无后悔之意。
比起此前的万历、天启两位皇帝而言，崇祯在对待政见不同的官员方面显然更为直接强硬。他甚至都不屑使用身边的宦官来制约外朝，这种正面冲撞的方式，显然让大明的官员们有些束手无策。
在以往，都是官员们挑皇帝的刺，从衣食住行到坐卧起居，没有一件事不在大明官员的批评范围之内的。不过说到底，这也是万历皇帝自作自受。
他废除了张居正制定的对官员的考核制度之后，对于官员的评价，便从业务表现转向了个人名望之大小，也就是有没有被士林舆论进行赞颂。
也就是说，一个官员是否称职，不在于其做了多少实际事务，而在于他有没有一个被士林称颂的名声。只要名声够大，为天下所瞩目，自然会被连连提拔，毕竟打压一位好官的官员，必然就是奸臣。而一个让清官在外流落飘零的朝廷，必然是被奸邪所把持了的朝廷。昔日海刚峰的遭遇不就是如此么？
在这种舆论的压力下，显然没人愿意被当做压制好官的奸邪，清流在朝中势力大涨也是必然之事。官员做一件实事未必能成，也许还会因为失误而被追责。但是骂一骂皇帝或是某些大家都知道的弊端，却不费什么事，甚至还可能因此博取偌大的声名，打开自己的上进之路。
如此一来，想要做海刚峰第二的人，自然此起彼伏了。而想要当张居正这样改革时弊的政治家，则完全不会再出现了。
只不过这些官员想当海刚峰，但却又没有这位嘉靖名臣的心胸和见识，更谈不上什么刚正不阿。在他们华贵的衣袍下面，倒是爬满了臭虫和跳蚤。
当崇祯一改前几任皇帝治国只求无事的作风，天天在朝堂上挑官员的刺后，这些官员们自然再无往日优哉游哉，整天只想着为自己博取声名的闲情雅致了。
如果说，在从前这些官员整日只想着如何更进一步。那么他们现在绞尽脑汁，则只是为了如何保住自己的地位权势。
那些被崇祯注意到的部门和官员，可从来都没有什么好的下场。田仰虽然从太仆寺卿变成了通商邮政部的尚书，但是太仆寺下属的官员则大多被消去了官籍。连转任其他官职的机会都没有，这实在是让人心惊胆战。
这一年来，朝廷中枢和地方官员的职位实际上增长了不少，但是这种增长并不是简单的把旧官员填充进去，而是同时进行了大批人员的裁撤。在这一进一出之中，仅仅是各部官员就已经替换了近三成。
时至今日，大明的朝廷，事实上已经大体被崇祯所掌握，而不再是从前所谓的阉党和东林党清流两分的格局。
特别是中央官校的设置，这所学校设置时名义上是对官员提拔和调任至新部门的学习培训，还有什么所谓的继续再教育。但是，当皇帝把那些想要封驳内阁决策的官员统统安排进校学习之后，大多数官员顿时发觉，这中央官校显然还是皇帝和内阁打压政敌的手段。
毕竟无缘无故调任一位封驳皇帝或内阁命令的官员，必然会让皇帝和内阁成为舆论的批判对象，堵塞言路可是一顶妥妥的大帽子。但是安排进入中央官校学习，则让人无话可说。他的职位依在，但是却无法行使自己的权力。
而且在学习期间，这位官员的职位很快就会被听话的人接任，他所反对的政策依然可以安然通过。至于这位官员出来之后能不能回到自己的职位上去，那就是另一回事了。而没有成为舆论焦点的他，自然也得不到多少舆论的关注，就连应得的名望都赚不到。
意识到这点之后，曾经势力庞大在朝中左右朝政的言官清流，便迅速衰落了下去。再加上崇祯给他们安排了固定的工作职责，使得这些言官清流完全被一些繁琐的实际事务所绊住了手脚，再无精力和皇帝、内阁相抗衡了。
看着猛然殿内安静下来，户部尚书郭允厚才出列向崇祯提到：“陛下，田尚书的计划虽然改去了现存驿站的一些弊端，但是对朝廷来说，这个方案还是存在着极大的问题的。
朝廷每年在驿站设施上拨款不过30余万，也就是驿站经费的一成出头。现在如果全部改为津贴制度，地方上是省下了经费，但是朝廷的支出却增加了。更何况发放津贴，会不会让某些官员上下勾结，侵吞朝廷下拨的津贴费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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