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商人代表大会的商人代表们不同，海商协会的大部分海商代表还是非常热衷于，在京城召开一个协调关于海外贸易的会议的。
即便是已经错过了开会时间，那些海商代表还是在年后赶到了京城。而广东和浙江去年并没有参加协会的一些海商们，在经过了激烈的讨论之后，也派出了代表赶赴京城，要求参与协会的讨论。
这些海商同郑芝龙、刘香等兼职做海盗的海商，或是兼职做海商的海盗不同，他们都是在本地有家业，出海仅仅只是为了做生意的商人。
他们不同于郑芝龙、刘香这些海商，离开了海洋就无法生存下去。也不同于那些想要垄断整个海外贸易的缙绅豪族，完全把海外贸易当成了自家的聚宝盆。
对这些商人来说，他们希望海上有一个比较安定的秩序，朝廷收的税收不要过重，能够让他们自由而安全的进行贸易就可以了。
海贸原本就是一个资本集中度比较高的行业，虽然在崇祯看来，一只一两百吨的船只不过3-5千两银子，实在是有些便宜。
对于这些中小商人来说，一艘可以出海的船只加上满载的货物，还有聘请的船工，已经是相当于十来户人家的全部资产了。
虽说海外贸易利润惊人，一、二次出航就能把船只成本收回来，接下来每次出航赢得的利润都是净利润了。
但在这个时代每次出海，就同赌命没什么两样。从东南沿海港口出发，前往船工们最为熟悉的航道，即日本、马尼拉、会安三地，10艘船出去，总是有2-3艘船回不来的。100%的利润，也就意味着100%的风险。
而随着航线距离的延伸，船只所受到的风险会成倍的上升。特别是东南亚、印度洋区域，不管是穆斯林海盗还是欧洲冒险家，都知道中国船只的武力是最为薄弱的，但是他们船上的货物却是最为值钱的。
中国商船上装载的中国货物是各地最为畅销的商品，不管是运回欧洲或是就地发卖，都不愁销售不出。即便他们抢劫的是一艘已经卖完了货物的中国商船，这些喜欢携带贵重金属回国的中国商船，也绝不会让他们失望的。
于是中国商船一旦出了马六甲海峡，10艘能够回来3、4艘便不错了。中国商船的武力对付那些拿着冷兵器肉搏的穆斯林海盗还能够抵达一二，但是遇到了以火炮作为主力武器的欧洲商船，基本上就只能调头逃亡了。
这也是为什么，明初时中国商人还能抵达非洲，不少中国穆斯林商人还能去麦加朝圣，但是到了现在，大明的商人基本上就只能在近海的池塘里游泳了。
随着海外贸易航线的收缩，中国海商之间的竞争显然就激烈了起来，这么狭小的东亚、东南亚市场，显然是无法承受东南沿海各省海商一起出海贸易的。
大海商为了维持自己的利益，联络朝廷官员提出海禁政策，自然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了。而那些利益受损的中、小海商，不是弃海上岸，就是干脆下海为盗，成为了东南沿海的一个祸害根源。
在以往，这些海商们不是依附于郑芝龙这样的海盗头领，便是依附于控制着海贸货源的缙绅豪族。但是不管依附于谁，他们同样是要付出不菲的代价的。
而这两方之间的冲突，也常常会波及到他们。因此对于这些海商们来说，由朝廷出面整顿海上的秩序，保护东南沿海各港的安全，显然是最合乎于他们的利益的。
再加上，过去一年来朝廷的行动告诉了他们，朝廷的目标显然并不仅仅在于保护几个本土港口和东南沿海的海上秩序，朝廷还在组织人手和力量为大明海商开拓海上贸易的安全航线。
单纯的开放海禁，其实对于这些海商们意义不大，因为距离大明较近的几处贸易港，能容纳的大明货物数量是有限的，开放海禁不过是让此前垄断了这些航道的海商们降低了利润，事实上反而损害了他们的利益。
但是对于拓展安全贸易航线，却真正的引发了这些海商们的兴趣。这个时代贸易利润最为丰厚的，自然是海外贸易，但是海外贸易的利润也是分等级的。
像那些欧洲商人跨越大洋而来，他们往返欧亚一趟的贸易航行，所得利润必然是投入的3倍以上。
而中国商人前往日本、马尼拉、会安、巴达维亚，利润大约在50%-150%之间浮动。这还是托了中国银贵而外国银贱的好处，简单的来说，便是这时代的汇率不平等，给大明货物提供了加成。
一旦这个不正常的汇率被拉平，国内外的白银价值相当，那么近海贸易的利润必然会跌落到50%上下。
因此开拓跨洋贸易，自然是每个中国海商的渴望。但是远洋贸易不同于近海贸易，不熟悉的风土人情和天候水文，大大的增加了跨洋贸易的风险。
所以当欧洲人开启大航海的时候，乃是由葡萄牙和西班牙王室发起的新航路探险计划作为开端，而不是某个渴望获得东方商品渠道的大商人组织的探险。
这完全便是因为，开拓新航路从来不是什么赚钱的生意，也不是成功率极高的探险航行。相反，先驱者冒着极大风险和巨大投入换取来的新航路资料，最终为后来者发家致富指明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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