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即便是天启没有出什么意外，魏忠贤这套依靠对士绅官僚罚款，来维持大明财政运转的经济方式，也是难以维系下去的。
毕竟按照大明的征税方式，大明最小的社会单位并不是到纳税户，而是每个县大大小小的地主缙绅。这些地主缙绅承担了，从农户到县衙之间的权力承接关系。否则以每个县不过10来人的朝廷官吏编制，哪里承担的了一个县数千、数万人口的管理。
失去了这些地主士绅对朝廷的支持，地方上治理成本上升，应收税赋下降，那也是理所当然的事了。
在这种国库空虚，内外交困的境地下，朱由检并不觉得这种权力制衡方式还有存在下去的价值。对于现在的大明来说，提高行政效率，增强对于地方的控制力，并开辟出新的国家税收财源，才是当务之急。
扶植内廷给外朝文官系统找麻烦，让这些官员养成遇事互相推诿，结党营私的官僚主义作风，简直就是给崇祯自己挖坑。因此他宁可容忍一个不太听话，但是能够办事的文官集团。也不需要一个，唯唯诺诺但是毫无做事能力的文官系统。
至于认为这些阉人没有后代，所以做事就会秉持公心，对皇帝忠心耿耿的说法，朱由检是嗤之以鼻的。不管是魏忠贤家中大小封爵赐官，还是让各地为自己建立生祠的做法，都已经证明了这种说法的荒谬之处。
大明的文官集团一向是各地地主缙绅在政治上的代表，但是在皇权的打压下，现在已经出现了东林党这样，代表商业资本和地主阶层的奇葩。
但是同英国的新贵族不同，商业资本从来没有成为东林党的主流力量，传统儒家学说强大的惯性，让这些商业资本乖乖的从属于地主缙绅阶层，虽然他们才是东林党背后最大的金主。
这也使得，这些地主缙绅阶层通过保护商业资本，从而把原本应该进入到国库的工商税，截留到了自己的腰包之中。看起来繁华锦绣的江南商业，不仅没有成为大明国库的财富新源头，反而依仗着固定税这种奇特的税制，成为了大明躯体上的毒瘤。江南的商业资本汲取了整个大明的财富，但是却没有任何回馈的措施。
这些商业资本获取的大量财富，变成了精美的手工艺品，雅致的园林，和夜夜温香软玉的夜生活。但是这些财富没有转化为一丝，增强大明国力的工业资本。
可以说，用整个大明百姓血汗浇灌出来的江南商业资本，不是撑起大明天地的伟岸巨树，而是一株妖艳的罂粟花。
当然，这种商业资本和江南地主缙绅的结合，必然是以损害底层百姓，和商业不发达地区利益为结果的。
而这也是为什么，大部分北方的官僚缙绅愿意站在崇祯这边，压制东林党所代表的江南商业资本和地主缙绅利益的结合体，就像他们之前宁愿同魏忠贤站在一起一样。
这完全是因为，东林党所代表的政治集团，已经对大明的其他政治团体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所以，朱由检此时已经不再想让内廷赤膊上阵，从而给这些代表江南商业资本的东林党人找到攻击的借口。
他更希望，在北方京津唐工业基地建立后，能够培植出一个建立在工业资本上的新兴力量，去打压江南的商业资本。从而彻底的颠覆，现在朝堂上的政治格局。
在崇祯的倾听思索之间，徐省声的汇报终于快到了尾声。而最后的汇报内容，不管是徐省声也好，还是朱由检也好，都是极为看重的内容。
因此对于这些内容的汇报，开始变得非常详尽，远远超过了前面的汇报时间。
徐省声首先说的，还是钢铁、煤炭方面。京西铁路开通后，经过了几次小事故，铁轨断裂和盗窃事件后，现在终于进入了平稳的运行期。
如此一来，京西铁路24小时的货运量，便从78吨上升到了450吨。
在京西铁路没有开通之前，往来门头沟和京西煤厂的驼队，大约一个十四头骆驼组成的驼队，驮运的煤炭约重五千六百十斤。大抵每个骆驼可以驮重400斤货物，往来要2-3天。
这个数据已经是相当出色了，大明南北各省行走山路的驮骡，即使是十分好的健骡，驮物也不超过三百斤，而且驮运过程中需要喂精饲料。若是走长途，倒是有一半负重是被它自己吃掉的。
铁路没有开通之前，门头沟外每天有数百峰骆驼，大约能够驮运10余万斤货物到京城，其中八成以上是煤炭。
而京西铁路开通之后，每天运到京城的煤炭、钢铁、石灰等货物，迅速飙升到了原先的九倍。而一些原本运输不便的大件铸铁，现在也能轻松的运到京城了。
徐省声想要向皇帝提出的请求是，对京西铁路增加一条复线，再度提升京西铁路的运输量。然后把京西铁路向东延伸，绕过北京城，直接连到通州，门头沟的煤炭、石灰、水泥就可以通过运河抵达天津港，然后从天津港运往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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