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轻易的就答应了自己的建议，还拿出了一个10年期限的废奴时间，让袁可立有些摸不清头脑。他不明白皇帝为什么会这么轻易的就放过了钱士升这些人。
按照他的想法，废除奴婢制度虽然影响会很大。但是对于崇祯自己来说，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好处。崇祯若是抓住钱士升不放，显然可以逼迫东林党人这边作出更大的让步。
比如说让他们认购十分之一的国债数额什么的。虽然东林党人并不愿意在皇帝面前露富，但是在这种局面下，用350万元的借款免去朝中阉党对于江南官员的清算，那么袁可立认为还是值得的。
毕竟这是借款而不是捐款，就算皇帝再无耻，也不可能全部吞没了去。3500万元的国债，他不认为有多少人士会去认购，但是敢认购这样的国债，必然是真正的忠君爱国人士。吞没了这些人的财产，恐怕崇祯的帝位就真的要动摇了。
袁可立还在沉吟的时候，朱由检似乎已经没什么兴趣再继续把会议开下去了。他无视了吴淳夫幽怨的眼神，就这么侧着头对黄立极说道：“朕看今天的朝会也就到此为止吧，黄先生你代表朕出去结束朝会。至于钱士升他们这些人，就交给袁尚书按律处置…”
黄立极虽然可惜今天错过了机会，没有把东林党人清洗一番。不过能够趁着这个机会把废奴计划推出来，不用他出头做这个恶人，他心里倒又有了些窃喜。
在一番拉拉扯扯之后，这些位于大明文官系统内最顶层的官员们，终于还是慢吞吞的离开了后殿。当后殿内只剩下了崇祯和几名内侍之后，一直在揉着太阳穴的崇祯，终于放下了手，慢慢坐直了身体。
他就这么坐着认真倾听着前殿传了的声音，听了一会才对着身边伺候的一名内侍说道：“你去前殿通知下王伴伴，朝会结束之后，让吏部徐尚书和内阁钱先生来见见朕，不要让他们一起进来…”
刚刚经历了一场让人疲惫不堪的漫长会议，在黄立极宣布朝会结束后，徐光启便微微皱着眉头同身边的门生友人一起向着宫门走去。
钱士升、陆澄源等清流官员对新学和天主教的攻击，虽然因为一场意外而不得不中止了，但是在徐光启看来，这场学术上的斗争不过才刚刚拉开帷幕而已。
对于这些清流官员的攻击，徐光启并不意外。毕竟在万历四十四年，当时的礼部侍郎署南京礼部尚书沈榷，就掀起过一场南京教案。
沈榷当时向万历皇帝连续写了几封信，在信中极力批判天主教的教义和教徒，认为他们的教义对皇帝和中国的文化都很不尊重。
他以一位理学者兼佛教徒的身份，列举了一系列证据，完全否定了天主教，甚至说天主教的历法也破坏了中国的道德秩序。还说天主教传教士与白莲教徒有染，想要图谋不轨，徐光启为此还亲自上疏辩护，但是并没有什么效果。
南京教案迫使一批耶稣会传教士退回了澳门，也使得这些传教士对南方士大夫传播自然科学的行动被迫中断了。但是这场教案还是有一些好处的，便是让某些想要彻底改革中国人祭祖、祭孔习惯的传教士们，不得不暂时放弃了这种传教方式。
而现在的局面又同当年不同，当初这些耶稣会传教士主要目的还是传播天主教义，在中国发展天主教信徒。同南方士大夫们交流学问，不过是为了敲开这些开明的中国士大夫的大门而已。
正因为如此，这种自然科学的东西方交流就变的非常私人化，范围也很狭隘。可以说影响也只局限于几个开明士大夫之中，并不能对整个中国社会施加一种化学反应一般的变化。在不少大明士大夫的眼中，这些自然科学知识就像是一种海外奇谈一样的宴会谈资罢了。
但是，现在的局面就大不相同了。从各种学校到科学院的建立，对于东西方自然科学的总结和互相验证，一个较为完整的自然科学研究体系，已经出现了雏形。而天主教的传播，则成了一个可有可无的事情。
虽然徐光启并不认为，这些自然科学知识构建成的新学问，能够同孔孟先圣建立的儒家学说相提并论。但是他认为，这门学说应当就如同诸子百家中的墨家、兵家一般，是维护儒家治国的实用性工具。
他非常反感如同沈榷这般迂腐而守旧的道学先生，他们把一生的精力都沉浸在圣贤著述的典籍内，但是却连一个字都不敢修改，生怕因此违背了圣贤的大道。但是终其一生，他们都没有找到圣人的大道是什么。
如果这些道学先生们只是把门关起来，对着圣人典籍自娱自乐，那么倒也没什么可说的。但是令人痛恨的是，这些人不光把自己禁锢在了圣人的典籍之中，还想要把天下人都禁锢在其中，但凡有人想要看看其他风景的，都会被这些道学先生们当做异端来消灭。
现在京城的自然科学研究，取得了远远超过徐光启当初上京前的想象。这一年来，每一项新事物、新理论、新知识的出现，都让他觉得他的时间实在是太不够用了。他总感觉到，在这些碎片化的知识背后，有一个完整而又无比美丽的真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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