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更是两位先师留下教化世人的文化典籍，先不说晦庵先生的为人是不是知行不一，但是对于四书的了解，难道他能比孔孟亲传弟子更深刻？
既然孔孟的亲传弟子都没有试图去注解两位先师的大道，为什么反而要把晦庵先生《四书章句集注》当做不可侵犯的正确答案呢？难不成在晦庵先生之前，历朝历代的士人都读错了书不成？”
崇祯的话语如同往平静的池水中丢下了一块石头，再次激起了朝堂内官员们的窃窃私语。自南宋宁宗嘉定五年把《论语集注》和《孟子集注》列入学官，作为法定的官方教科书后。《四书章句集注》就一直是元、明两朝的学官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
而程朱理学也就成了官定的儒学正统，数百年下来，理学虽然因为固化而衰落了下来，但是对于士人的影响还是极大的。
但是自心学兴起之后，理学禁锢下的大明士人，终于在思想上掀起了反道学的浪潮。何心隐、李贽等学者的出现，对死水一潭的理学思想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何心隐、李贽每到一处讲学，便有数千人闻名而来听课。
而天下的士人对于科举考试必须要以《四书章句集注》作为标准答案，和繁琐的八股文作答方式，也早有不满了。认为科举是一种禁锢思想，消磨士人志气的囚笼的想法，也大有人在。
即便是在朝堂上的官员们，也有人在私下发过牢骚，说：聪明才智之士，尽为制艺试帖所牢笼，视文章为古文杂作，视学问为杂学外道，故泊没于代圣立言之八股，剪裁工丽之五言八韵中，而文学遂不可问也。
但是各位官员虽然私下里如此发着牢骚，却没有一人愿意冒着天下之大不为，提出要改革科举的，毕竟这可是有可能得罪天下读书人的事。
然而崇祯借着对朱熹人品的质疑，想要把《四书章句集注》剔除出科举的官方教科书去，却没有多少官员想要反对的。
就算是想要维护朱熹个人名誉的官员，也未必全是赞成把《四书章句集注》当成四书的官方解释版本的。一方面某些学者同样不觉得，朱熹的解释就是孔孟先圣的原意；另一方面《四书章句集注》的存在，已经开始阻碍理学的继续发展。因为朱熹的神化，使得后人无法对这部集注作出任何变动，这也就造成了理学走向僵化和没落。
因此当皇帝颇有意动，想要把《四书章句集注》请出科举正规答案时，反对者倒是没有刚刚反驳吴淳夫等人的这么多了。
刘宗周自然是不能看着崇祯这么做的，虽然他也隐隐知道，现在的科举百弊丛生，成了某些人的谋利之途，真正的人才选拔不上来，倒是一些满腹功利，蝇营狗苟之辈充斥于朝堂之上。
但是作为理学的门徒，他还是无法在皇帝动摇理学地位时袖手旁观的，不过他的这种反对就远不如刚刚这么激烈了。不过饶是如此，还是有着上百名官员跪在殿前，泣不成声的请求崇祯莫要违背祖制。
这个时候以徐光启为核心的支持新学的官员，同吴淳夫等紧跟着崇祯的官员终于站在了一起，支持崇祯把《四书章句集注》挪出科举考试的范围。
朱由检评估了下双方的人数，终于开口决定道：“朕觉得，不如这样。朱文公先生身上的疑点没有搞清楚之前，先暂停《四书章句集注》作为科举标准答案。
当然念在天下士人研读《四书章句集注》已经多年，朕也不反对士人在考试时采用《四书章句集注》作为参考答案。
但是从今日起，内阁应当发文下去，从童生考试开始，要准许士人不以《四书章句集注》的见解作为自己的见解。干脆就把试卷分成两类，但凭考生自愿申请，一类还是照着老规矩考。另一类则剔除《四书章句集注》的答案，只写自己对四书五经的见解。
各级考试中，两类考卷的录取名额取相等的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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