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河南的地方豪族们，他们自觉自己还是有分寸的，而且地方民众只要不进攻县城，没有把朝廷命官打出人命来。
一般来说，朝廷上的那些官员们都会选择和稀泥的方式，当年苏州抗税事件，不正是如此吗。
更何况，现在大明内忧外患，想来皇帝也不会乐意看到，这些地方官员把河南也搞乱了。
这些地方豪族的想法很快就破产了，因为他们忘记了一件事，以往地方民众对抗官府的行动，都是一时一地的孤立事件。
而现在河南各地想法相同的豪族并不少见，这也使得驱赶衙役、官吏的行动，变成了此起彼伏的大范围事件。
到了这个时候，就算是河南地方官员想要睁一眼闭一眼，也已经无能为力了，因为这些官员们已经瞒不下去了。
而在朝廷中央，黄立极一点都不想替河南的官绅们遮掩什么，河南因为地处中原，富庶仅次于东南几省，因此士绅数量众多。但是河南籍贯的官员，却既不支持北方也不支持南方，他们更喜欢自己抱成一团。
前几年朝廷党争时，有部分官员投靠了阉党，也有部分官员投靠了东林党，但是大部分河南官员选择了中立。只要不损害到河南地方的利益，这些官员们就选择沉默不语。
这使得河南出身的官吏在党争时没有受到很大的冲击，但是也意味着，河南出身的官吏没有左右朝堂的能力。
比如当崇祯提出对河南、陕西、山西三地，实施临时性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时，河南的反对声音反而是最小的。不管是黄立极还是东林党人，并不愿意替河南出头反对这项政策。
黄立极为代表的朝廷大臣们，反倒是想要乘着这个机会，打破河南士绅把持地方政务的传统。
不过内阁还没有想好，如何借此调整河南的官员职务时，又有一部分河南民众上书朝廷，揭发这些事件是某些豪族自己策划的阴谋。
这显然给了内阁更为有利的武器，黄立极甚至打算借此惩治一批河南士绅，从而加强他对于朝廷的领导力。
不过黄立极还没有想好，应当如何处理这件事的时候，河南的形势又发生了变化。
这些河南士绅发起的义民暴动事件，很快就脱离了他们自己的控制。一些盗匪乘着这个机会，开始劫掠乡下的村镇。
而一些不满于当地士绅不遵守朝廷律令，拒绝执行停止高利贷法令的百姓，同样开始了针对地方士绅的暴力行动。
有序的驱赶官吏行动，很快就变成了无序的暴力行动。很快以桐柏山、霍山为中心，冒出了两只较大的义民武装力量，他们攻击河南西南地域的士绅庄园，甚至一度围攻了霍山县城。
这些混淆在一起的义民和暴民，顿时让河南的士绅感受到了压力。以他们的力量，镇压自己庄园附近的村民是绰绰有余，但是想要联合起来，镇压已经联合起来的民变军，则需要当地官府出面进行组织。
毕竟现在大明王朝虽然处于衰退之中，但还不是群雄并起天下大乱的时候，没有经过官府的批准，地方豪族私下连结，组建民团同造反又有什么区别。
但是被这些士绅驱赶过的当地官吏们，此时却不愿意配合这些士绅了。他们认为，这些都是士绅们之前大力称赞的义民，都已经上报朝廷备案了。
朝廷没有下令之前，他们怎么能够出兵剿灭义民呢。这要是传扬出去，事后岂不是成了他们公报私仇了。
因此，这些官吏们除了紧守县城之外，只是向朝廷上书请求指示，却不愿意带头去围剿什么暴民。
而河南的民变军也逐渐发现，攻打县城似乎并没有什么好处，反而会被朝廷军队围剿。但是他们只是攻打城外的庄园的话，却没有什么被围剿的风险，还有许多收获。
河南士绅们很快就尝到了，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的苦果。他们制造的义民事件，不仅没有威胁到朝廷，反而让一部分怨气十足的流民，当作了煽动民变的借口。
最令他们受不了的就是，朝廷对于上书攻击新政的官员，处置的雷厉风行。但是对于河南的民变，却又恢复了往日的官僚主义拖延症。
不过被他们极力弹劾的孙传庭和河南巡抚，这时却表现出了担当精神，在朝廷还没有作出决策之前，主动把河南府及沿运河一线的暴民、义民还有流民，都清除了一遍。
不少在河南府及运河一线呆不下去的小股变民团体，都纷纷南下，投靠了聚拢在桐柏山、霍山为基地的民变力量中去了。
桐柏山和霍山还有一个更为出色的名字，就是大别山。大别山脉由东南往西北，位于湖广和河南之间，横跨500余里，而桐柏山更是西接秦岭余脉。
也就是说围绕着大别山的变民力量，即可以躲入山中成为盗匪，也能南下湖广，或是向西进入秦岭。
内阁对于河南现在的局势感到非常的头疼，孙传庭需要保证河南府内的安全，毕竟现在洛阳已经成为了粮食储备市场，朝廷从河南征收来的粮食，大多运到了洛阳城内。
而河南巡抚则需要守卫运河一线，防止民变军威胁到漕运。有足够力量平息这些以大别山为基地的民变军的，倒是剩下了镇守中都凤阳的驻陵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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