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了近10天的艰难讨论和表决，大明第一部商业法终于制定完成了。这部法律虽然脱胎于商人行会习惯法和荷兰的资本主义商法雏形，但却摒弃了更多的封建习俗和人身依附关系。
这部法律的出现，让大明工商业开始摆脱封建生产关系，走向了人身独立的资本主义生产道路。
但是最为重要的是，这些大明的商人们突然发现，他们有了一个能够发出自己声音，并把自己的意志变为现实的地方。
在未知的风险面前，商人是卑微而胆怯的。但是在确定了风险背后是巨大的利益时，他们又是疯狂而无所畏惧的。
一开始，商人们并不明白制定商业法对他们的意义，因此对于主持会议的户部郎中郑廷楫提出的法律条文，完全是唯唯诺诺不敢反对。
但是当这些条文开始触及到他们自身的利益后，一部分商人代表的反对，居然争取到了法律条文的修改。
他们这才发觉，制定法律条文同他们的利益是息息相关的。有了这个认识之后，各省的商人代表们对于制定法律条文的热情，顿时高涨了起来。
不过当郑廷楫念完了皇帝交给他的商业法草案之后，这些商人代表们依然感觉意犹未足。
于是从陕西商人提出，应当对外地茶叶进入陕西增收重税开始，各省商人纷纷提出了各种千奇百怪的提案，想要独占某个地区、某个行业的商业利益。
不过显然，这种独占利益的主张是无法得到其他商人的支持，形成有一份真正的法律条文的。
不过户部郎中郑廷楫，已经被这些商人们自私自利的丑态给恶心到了。他不再顾及宫中内侍的劝阻，匆匆结束了第一次大明商人代表会议，以避免一不小心通过了某条荒诞的法律，玷污了他的名誉。
朱由检收到了郑廷楫送来的商业法初稿之后，便让王承恩通知郑廷楫，让商人代表们休会三天，待他审阅过所有法律条文之后，再召开闭幕会议，当众宣布通过的商业法草案。
商人代表们休会的这三天，同样被崇祯安排了活动。第一天皇帝安排商人们游览了京城的名胜，并派人带他们去参观了燕京大学。
在参观的大学的同时，陪同这些商人们的内侍，暗示这些商人们只要捐献一笔钱财，就能进入这所大学进行学习。
这一天的成果是，燕京大学增加了3、40名新学生，获得了3万2千两白银的捐款。
第二天这些商人们被带去参观设置在外城的棉纺厂，新式的轧棉机和纺纱机顿时引起了一部分商人的兴趣。
文思院售出了5百台轧棉机和7百台纺纱机，轧棉机每台20两，纺纱机每台15两，合同总价共计2万零5百两。
文思院还同几位浙江商人谈妥了，在杭州建立一所制造轧棉机和纺纱机的分厂，上述合同的三分之一机器会放在杭州生产。
当天下午，商人代表们也去看了位于兵工厂内的轻便铁路，虽然商人们对于这种新式的运输方式很感兴趣。但是询问了铁路的造价和维护费用之后，这些商人们顿时变的沉默了。
虽然这种轻便铁路看上去投资回报并不低，但是一次性的巨大投入，还有对于铁路经过地方治安情况的担忧，让这些商人们只能发出几声赞叹，但是却并没有什么投资欲望。
唯有几名苏松一带的商人，对于铁路倒是蛮有兴趣的，毕竟苏松一带是大明最为安定繁华的地区，而苏州和松江的手工制造业规模，也让连接两地的运河时常拥堵，变得效率低下。
受制于运输的限制，这两地的货物价格，倒有一小半花费在了路途之上。
而苏州下方的太湖原本是水运的捷径，但是随着地方武备的松弛，及官府对于渔民的压榨，导致现在的太湖倒是成了破产渔民和逃亡罪犯的乐园。
原本繁忙的太湖航运业，因为湖盗的兴起，开始逐步衰落了下去。不是大户人家组织的船队，或是一定规模的船只组队，中小商人们宁可避开太湖而行。
如果能有一条轻便铁路连接松江、苏州、江阴三地，那么往来贩卖松江布的商贩们，就能避开危险的太湖航道了。
不过这些商人们虽然有这个想法，但是却需要先回去同当地的士绅进行商议。没有地方缙绅出面，光是解决这条铁路建设的土地问题，就是这些商人们跨不过去的门槛。
第三天，皇帝并没有替这些商人代表们再安排什么活动，让他们自由的休息一天，等待明天的闭幕会议。
不过这天下午，几位徽州商人却悄悄的被一名内侍从会同馆内带走了。
汪逢元、范无病五人分坐了三辆马车，经过了20多分钟的路程，便驶进了一条宽敞的胡同，在挂着一块北京图书馆竖牌的门前停了下来。
汪逢元下了马车之后，还注意到图书馆木牌边上还挂着一块较小的木牌，上面写着同文馆三字。
而同这两块木牌对应的大门左侧，大约在一人多高的地方，在砖墙上钉着一块四四方方的铜牌。
“锡蜡胡同3-11号。”站在他身边的范无病，看着铜牌念出了上面的字。
带他们而来的宫中内侍，似乎听到了范无病的声音，他转身对着几位徽商笑着说道：“这是北京图书馆的门牌号码，陛下下令让顺天府把京城每条街巷，每个院落都编上门牌号码，以方便邮政部门上门送信。几位请跟我进门吧，不要让陛下久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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