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小儿简直不知天高地厚，就南朝那些屡战屡败的废物，也敢叫嚣要同我大金不死不休？”
“我等应当在春耕之后，集齐兵马再去抢一回南朝…”
黄台吉同其他三名贝勒在大政殿上面南而坐，听着下方女真贵族们义愤填膺的叫嚣声。
自从代善把明国使者的答复带回来之后，朝会上的女真贵族们就群情汹汹的开始声讨起明国皇帝来了。
努尔哈赤时代，后金的朝会上只有女真人，随后增加了汉人降将及归顺的蒙古部族首领，但是朝会上并没有文官的位置。
在努尔哈赤人生的最后几年，更像是精神出了问题。不仅放弃了优待汉人降将的旧策，更制定了杀戮汉人，抚养满洲的荒唐政策。
努尔哈赤最为痛恨的，还是汉人中的读书人。因此下令，“察出明绅衿，尽行处死，谓种种可恶，皆在职此辈，悉诛之。”
并且在后金，汉官从属满洲大臣，自己的马不能骑，自己的牲畜不能用，自己的田不能耕；官员病故，妻子要给贝勒家为奴。
但是那些在明朝只觉得自己待遇太低，肆意欺凌百姓的武将士绅们，却以替女真人当奴才为荣耀。如出卖王化贞，向后金献出广宁的游击孙得功，晚年被努尔哈赤虐待，依然对后金忠心耿耿。
虽然黄台吉继承汗位之后，改变了其父对汉人的屠杀政策，表示“满汉之人，均属一体”，将大量汉人奴隶编成民户，由汉官管理。颁布《离主条例》，禁止满洲贵族滥杀奴隶。
但是努尔哈赤毕竟刚刚去世不到两年，黄台吉的威望和权势并没有凌驾于女真诸贝勒之上，后金国内的汉官势力才刚刚开始萌芽，不足以牵制女真各旗的力量。
是以，在朝会上议事之时，主要还是女真贵族们把持着话语权力。当女真贵族们声讨明国时，李永芳等汉将沉默不语，唯恐出声后被这些女真贵族们视为心怀故国之辈，最后被这些女真主子们当场清算。
站在女真大臣身后，归服于后金的蒙古部族首领们，同样沉默着，没有出声支持女真贵族们叫嚣同明国作战的主张。
同后金更像是盟友关系的科尔沁部族并没有参加这次朝会，在朝会上的，是刚刚归顺于后金的蒙古内喀尔喀五部，即察哈尔部的奈曼、敖汉两个鄂托克。
内喀尔喀五部是被后金打的投降的，人口损失很大。他们现在更希望能够修养生息，恢复部族的人口，而不是同明国进行战争。
奈曼、敖汉两部虽然是主动归顺于后金，比内喀尔喀五部更得到后金的信任。但是蒙古同明国之间的战争已经持续了数百年，蒙古人从来没有从战争中获得什么好处，反倒是和平时期的贸易带给了蒙古人许多利益。
更何况这些蒙古部族更为担心的是，后金接着同明国进行战争的机会，消耗蒙古各部的人口和力量，因此他们是最希望后金同明国恢复和平关系的。
下方的女真贵族们吵做一团的时候，坐于殿上的四大贝勒却出奇的平静。除了莽古尔泰的脸上充满了愤愤不平之色，似乎被这些女真贵族的话语所煽动了。
其他三位贝勒却不停的在思考着利弊，建州女真自从努尔哈赤创建了军政民合一的八旗制度之后，原本的女真族内的各小部族就逐渐丧失了独立性，且各部族之间的仇杀也被遏制住了。
女真各部族首领的权力，也让渡于八旗旗主。后金在努尔哈赤的手中，从奴隶部族制度进化到了奴隶共和制，后金一切国政均由八旗公议。
而努尔哈赤作为八旗制度的创建者，对八旗旗主享有着绝对的权威性，这又使得八旗制度带上了一些封建集权的性质。
在后金国内，各贝勒的权力是同他手中控制的八旗力量挂钩的。在努尔哈赤在世的时候，他自己领有正黄旗 (45牛录)和镶黄(20牛录)；
黄台吉领有正白旗 (25牛录)；诸英之子杜度领有镶白旗 (15牛录)；
代善领有正红旗 (25牛录)；代善长子岳托领有镶红旗 (26牛录)；
莽古尔泰领有正蓝旗 (21牛录)；阿敏领有镶蓝旗 (33牛录)。
正因为努尔哈赤领有的八旗牛录对任何一名贝勒都有压倒性的优势，所以努尔哈赤在世的时候，八旗中的女真贵族无法掀起任何反对他的行动。
比如努尔哈赤之弟舒尔哈齐，曾经的后金国二号人物。同努尔哈赤分裂之后，居然拉不走自己的部族，这便是八旗制度控制部族首领的最好证明。
努尔哈赤在晚年将亲统的两黄旗的大部分各授于同母的三个幼子，阿济格，多尔衮，和多铎，给予每人15牛录，其余牛录作为自己的亲军。
他还明确的对部下们公布：阿济格是镶黄旗旗主，多铎领正黄旗，将来自己死后，统帅的亲军全给多铎，但另赐一旗给多尔衮。
努尔哈赤的这种行为，使得阿济格，多尔衮，多铎名下的八旗牛录加起来超过了其他兄弟。而三兄弟占据了三旗以上的兵力之后，后金大汗显然就同其他兄弟无援了。
在这种形式之下，努尔哈赤的其他儿子只能联合起来。当努尔哈赤去世时，阿济格22岁,多尔衮15岁,多铎14岁，尚没有能力对付那些如狼似虎的长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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