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从治对着张道浚说道：“张佥事刚来，也许需要一些时间了解情况。本官以为，今日我们不如到此为止，等明日再继续讨论民变的善后事宜。”
张道浚斜了一眼叶柒手上的书信，随即笑着对着徐从治说道：“徐参政既然如此体谅本官，本官自然是乐于接受的…”
离开了县衙之后，叶柒就匆忙回到了自己在顺义的住所，一座从变民军手中没收的小院子。
和一名门子交代不许人打搅自己之后，叶柒走进了东厢的书房，他还没有坐稳，就打开了信封，抽出了里面的信纸看了起来。
这封信是朱由检几个月来思考了许久之后，才终于下定决心写出来交给叶柒去试验的一个方案。
从醒来成为朱由检之后，他就一直在思考，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动员起农民的力量来。
作为一名新中国的公民，对唯物主义历史观还算学的不错的苏长青，他很清楚的知道，就算他把大明的军队武装到牙齿，如果这只军队已经失去了战斗的意愿，那么他也一样是改变不了未来的历史轨迹的。
对于现在这个农业人口占据了90%以上的大明朝来说，只有获得了农民的支持，他才会获得可靠的兵源和稳定的物资供给。
甚至于他只要能真正的动员起北直隶的1千万人口的力量，后金就要跑回大兴安岭里去当野人了。
然而可笑的是，身为1亿5千万之众的大明皇帝崇祯，能够动员起来的力量却远远少于，后金兵农一体的落后农奴制度。
现在大明社会的现实是，国权归大族，宗族不下县，县下唯编户，户失则国危。
对崇祯来说，理论上他所能管理的社会基本单位就是县。但是实际上，大明1427个县，他真正能控制的不过是北京附近的几个县，其他地区都被地方缙绅和文官集团控制着。
所以浙江金华县，1578年征收的工商税不足7两。1510年开始，何逊在以后的十年中管理沙市税课使司。一旦完成定额，他就敢私下减少对木商抽税。
在16世纪20年代，邵经邦开始主管了沙市税课使司，他采取了一项更为惊人的改革，在三个月内完成定额之后，在本年度余下时间内启关任木商往来。
1560年，杨时乔榷税杭州，建立了一个令人敬佩的制度，令木商自署所入（就是自己写下自己的收入）进行税收评估。
而以上这些把国家法律视为儿戏的混蛋，居然赢得了士林的好评，赢得了清官的名声。
事实上明朝已经僵化的官僚体制，和堕落的文官集团，已经让外表看起来还是鲜花着锦的大明，内里已经完全腐烂了。
而反观这个时候的后金，虽然它还处在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度的时期，但是处在上升期的通古斯野人部落，无疑要比腐朽衰亡的大明更为生气勃勃。
努尔哈赤在1615年正式建立八旗制度。规定每三百人立为一“牛录”，五牛录设一甲喇额真（汉译参领），五甲喇立一固山额真（汉译都统）。把辽东军民编成满洲牛录308个，蒙古牛录76个，汉军牛录16个，共400牛录。
虽然后金的主力就是这12万兵民合一的八旗旗民，但是后金的统治者，却是能踏踏实实的掌握着这12万人，及他们控制下的奴隶。
总体上来看后金这点人连大明人口的零头都及不上，但是和后金对阵的大明局部地区，却没有一处地区能拥有抗击这股力量的实力的。
究其原因，不过是八旗12万人大约也就一、二个心思，而大明有民众亿万，心思同样有亿万。
想要抵抗后金的入关抢劫行动，首先要做到的，就是让这些北直隶的农民先团结起来。
只有把这些农民组织起来，他才算是有了一个根据地。如何把农民组织起来，并动员榨干他们的最后一分力量，显然不是一个简单的‘耕者有其田＇计划就能完成的。
把土地分配给无地的农民，只是获取他们的好感和信任，接下去的组织形式，才是如何有效动员出这些农民力量的关键。
说到底，如果没有一个建设新中国的那个强大的党组织的领导，他掀起京畿叛乱而夺取的这些地方士绅手中的土地，很快就会被那些权势者想方设法的从农民手中夺取回去。
说不定到时候，他派下去的那些锦衣卫，就成了这些土地的新主人。
因此他需要让这些分到土地的农民团结起来，对抗地方士绅、宗族、权贵甚至是当地的官府。
朱由检最后发觉，要想成立这样一个社会的基本单位，没有什么比人民公社更为合适了。
去掉了意识形态的信仰，人民公社做为农业社会的一个基本单位，实际上是最为适合的。
半自治半政权形式的公社单位，既能对抗当地官府胥吏的欺压，又能从法理上解除地方士绅对于乡村的管理权力。
而对于救灾、征收税赋、兴修水利和道路工程时，以公社为单位组织劳动力，显然比里长直接上门抓丁强，也不会出现徭役一直落在贫穷户的身上。
然而一个工农商学兵五脏俱全的人民公社，也就意味着一个小小的政权，如果朝廷的威望衰落下去，而公社的领导权力落在士绅和宗族手中，那么对于公社的底层社员来说，他们会比现在的生活还要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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