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户部尚书郭允厚的支持，再加上左副都御史李夔龙在边上敲边鼓，想要反对的文官们顿时退缩了。说到底改国子监为大学，和推行义务教育法这两件事，跟这些文官的利益并没有多大冲突，他们之所以站出来反对，也只是害怕皇帝借此乘机加税而已。
现在皇帝愿意动用自己的内库，户部尚书又愿意为之背书，文官们顿时就熄灭了反对的心思。到了天启时代，国子监这个开国初年为国培养人才的大明官学，现在已经完全被边缘化了。
明代嘉靖之前，入国子监起码还能授个小官。但是到了今天，朝中文官讲究出身，都已经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了。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
进士看不起同进士，同进士看不起举人，科举出身的官员，看不起非科举出身的官员。在这些科举正途出身的文官把持之下，不是权贵出身的监生，基本就没机会授予官职。
也正因为如此，到了天启年间，国子监从国初数千人的规模，已经萎缩到4、5百人左右了。这还是北京城内的国子监，南京城内的国子监甚至都需要去抓人进监，以避免出现老师比学生还要多的窘态。
一个已经荒废到如此程度的国子监，改个名字又能有什么变化呢？这便是朝堂上文官们的想法。
而以王守履为首的东林党人们，对于徐光启刚刚入京陛见，就似乎挑起了和内阁的矛盾，显然是乐于见到的。虽然魏忠贤被赶出京城之后，所谓的阉党也风消云散了，但是曾经的阉党成员，现在依然还是掌控着大明的朝政。
在东林党人眼中看来，崇祯的做法过于妇人之仁了，不懂的除恶务尽的道理。但是在崇祯设立了朝会御史制度之后，明确宣布敢在朝会上进行人身攻击的，一律逐出朝堂，闭门思过一周，且本次任期考察之内不得评为优等后，原本动不动就拿君子和小人之分来弹劾别人的科道官们，顿时发言谨慎了许多，朝会上也不再如以往般，动不动吵成一团的模样。
东林党人孜孜以求的，就是把阉党成员全部赶出朝廷，让君王身边都是东林党人这样的正人君子，恢复到泰昌年间众正盈朝的局面。
在崇祯的操作下，阉党的首脑魏忠贤、崔呈秀虽然已经远离了朝堂，但是对于其他的阉党官员们，他却没有继续清算的意思。而对于一些东林党人上疏请求，召回被魏忠贤赶出京的东林官员，崇祯也只是同意了一部分。
在这种状况下，王守履等人发现，阉党虽然被打压下去了，但是东林党人在朝中依然还是处于弱势。为了防止阉党卷土重来，他们需要一个朝堂之上的盟友。
在这种时刻，徐光启这些一向不涉入党争，一心研究自然科学的技术官员，就进入了东林党人的视线。原本王守履等人还在担忧，徐光启等人会不会和朝堂上的阉党妥协，以推行他们一直主张的，借用泰西之学来变革大明的改良之政。
所以东林党人虽然觉得徐光启改革教育的政策，有违大明祖制。但是为了确保能和徐光启等人联手对付阉党，王守履等东林科道官选择了默不出声。
黄立极和张瑞图看着大势已然不可更改，随即默默的返回了自己的队列中去了。
为人圆滑的次辅施凤来看到这个局面，马上做出了选择，他站出了支持了郭允厚的主张。
至此本就不激烈的反对声音终于被压制，改国子监为大学，及推行三年义务教育法的政策获得了通过，此外崇祯还借机成立了一个独立于文官体制之外的科学院机构。
黄立极退回去之后，抬头看了看御座上的崇祯，又看了看站在丹陛下面的徐光启。如果不是徐光启昨日才进的京城，他都要怀疑，今天的事是不是徐光启和崇祯已经商量好的了。
他服从了天启帝的命令，协助了信王登基之后，看着之前权倾一时的魏忠贤不声不响的在朝堂中消失之后，对于崇祯没有大肆替东林党人翻案，一切力求稳妥过渡政局的方式，还是充满了赞赏的。
但是作为内阁首辅，大明文官集团的领袖，黄立极这个位置天然是要和皇权进行博弈的。
维持皇权的顺利交接，是他这个首辅的职责，让新登基的崇祯明白皇权的限制范围，维护文官集团的权力和利益，也是他的职责。
大明自成祖设置内阁学士以来，内阁权力不断增加，在今天事实上成为了大明的宰相，甚至可以说某些时候超越了唐宋时宰相的权力。
但是内阁的权力始终没有真正的明文固定下来，只是一种含糊不清的权力表述。每一任皇帝上任时，皇权和内阁的相权都会冲突，直到新皇帝和内阁妥协为止。
如果是遇到了嘉靖这样的皇帝，就算是杨廷和这样的三朝老臣，也一样要惨淡收场。是以黄立极自信王登基以来，一直谨慎小心的观察着，希望能和崇祯获得政治上的默契，从而可以着手处理大明风雨凋零的政局。
上次朝会中李夔龙突然提出要改革商税、废除士人及勋贵等优免商税的政策，让黄立极大吃一惊。
他虽然知道到了今天，大明的税法已经不改不行了，但是一向阿附权贵的李夔龙，敢冒天下之大不违，把主意打到士人和勋贵身上去，实在是有些自不量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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