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守卫在松山（日本人称为拉孟要塞）各个高地——腊孟寨、大垭口、阴登山、滚龙坡以及主峰子高地——大小不一的地堡群里，这些地堡修得诡诈坚固，堡与堡之间通道相连，战车也能在地堡里开进开出，此外地堡里还有庞大的军火仓库以及几十名妓女的军中妓院。但最重要的，是其坚固程度不可思议。
工事全部完工后，日本缅甸方面军总司令河边正三中将，第15军新任司令官牟田口廉也中将和第56师团长松山佑三中将都曾亲往视察，现场观看重炮轰击和飞机轰炸试验。当试验结果表明数颗五百磅的重型炸弹直接命中竟未能使工事内部受到损害时，几个日军首脑狂喜不已，河边正三中将随后在写给南方军总司令的报告中称：“松山工事的坚固性足以抵御任何程度的猛烈猛击，并可坚守8个月以上”。
显然，当时要拿下松山，必然是一场军事领域中难度极大的攻坚战，不付出罕见的代价不行。这注定了松山将要书写现代军事史上惨烈的一笔！
于是，一场地狱般的血战在松山拉开了帷幕。国军将士就要在这里谱写一曲惊天地、泣鬼神的抗日壮歌。
松山血战是在三十架美军“Ｂ－２９”飞机的狂轰滥炸中拉开序幕的，当飞机和大炮把日军阵地犁成一片片焦土时，71军中将指挥官钟彬亲自督阵，国军开始仰攻松山。
身着土黄色军服的士兵密密麻麻顺着山谷和山坡朝山颠猫腰进攻，他们认为剩下的日军不会太难对付。因为根据情报，山上的守军只有3、400人，火炮5门，机枪10来挺，经过美军轰炸机充分地“照顾”，只要一鼓作气冲上主峰子高地，青天白日旗就可飘扬在松山之巅。
500米、400米、300米，日军沉默着，200米，日军依旧沉默，越接进山头，这种沉默越发显得阴险和不祥。快接进山顶的时候，仿佛卷起了狂飙，机枪、小炮、掷弹筒从隐蔽的地堡中喷出火舌，形成交叉火网，地雷、手榴弹的烟柱此起彼落，爆炸声响成一片，阵地上腾起的黑烟吞没了士兵灰色的身影，无数烟柱此起彼落，死亡的阴影渐渐遮没了天空。机枪响了，不是十挺，而是五十挺，一百挺，强大的火网笼罩著灰色的人群，将他们纷纷抛入血泊和死亡中。中国士兵顿时像被割草一样倒下，土黄色的尸体滚满山坡。主攻团1营只退回一排人，营指挥官全牺牲在山头。而这一切仅仅发生在一刻钟之内。
若非亲眼所见，锺军长怎么也不会相信这样的事实，即日本人眨眼工夫就把他的部队赶下了山。于是第二轮炮轰之后，更大规模的进攻又开始了，然而进攻依然失败。
钟军长被激怒了。不仅激怒，他更因失败感到惊恐不安。因为在军长背后还有一双双更加严厉更加冷酷的眼睛∶集团军司令官，远征军总司令，直至委员长都在注视着松山，注视着强大的第七十一军在敌人区区一支守备队面前一败涂地，溃不成军。 钟军长并非不能容忍自己部下打败仗，他却不能容忍失败带来的后果。
第二十八师在军长亲自督战下，各团各营轮番投入进攻。各级长官层层督战，士兵们被督战队的枪口逼迫着，好像一群群面如死灰的囚犯，硬着头皮冲向日本人的火网。有时白天打下一座山头，夜晚又被日本人夺回去，漫山遍野躺满了中国士兵的尸体。
松山，注定要给第七十一军带来灭顶之灾！
章法单一的重复进攻，失去理智的监督冲锋，导致士兵面对无法躲避的死亡产生了恐惧与绝望，与其曝尸荒野不如自己捡条活命，于是成班成排的逃兵出现了。他们或遁迹山林，或乘夜间泅水逃回内地。初战半月，第二十八师伤亡达三千人，逃亡近一半，剩余部队军心涣散，攻势日衰，陷入了无计可施的境地。
钟军长才确实获悉∶日军守备队共有兵力一千二百余人， 附火炮数十门，机枪百余挺，另有坦克若干。
“该杀，钟彬该杀。”吴铭听完同机而行的卫立煌的详细讲述，恨恨地一拍扶手，大声说道：“如此指挥官，置万千将士生命于不顾，头脑简单，盲目督战，真该杀之以谢天下。”
卫立煌的副官脸色变了，分辨道：“松山堡垒坚固，有滇缅路的直布罗陀之称，我军攻之不克，也有情可原。”
“有情可原？”吴铭斜着眼睛瞅着这个副官，“打了近一个月，才知道日本守军的实力，在松山甚至连抓舌头这样的战术行动都不曾采取。战术单调呆板，逼着士兵用血肉之躯去碰敌人的火网、炸弹，这也是有情可原，这种只顾自己前程的指挥官无能昏庸，踩着士兵的尸骨爬上高位，会得报应的。”
卫立煌也十分不悦，毕竟吴铭这样露骨地批评远征军将领，也是落了他的脸面。
“那刘将军有何高见呢？”卫立煌强压心中的不快，沉声问道。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吴铭毫不客气地反驳道：“我可不象某些将领，看着地图便会异想天开地给下面的部队定下什么指标，限某某日攻取某某目标，纸上谈兵，误国误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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