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杨卫帆和成琳遭遇的困局相似。
几乎与他们同一时间，陈氏父子也因为国情的原因，在事业上饱受磨难。
他们父子俩的心血之作——《天生我材必有用》系列的第一部《父与子》，落入了一个难解的窘境里。
几乎差一点就灰飞烟灭，被彻底毁了。
说起这个系列的喜剧电影，在我国电影史上所占据的重要位置是毋庸置疑的。
他表达了一个叫“二子”的京城底层小人物，在改革开放时期经历社会巨变时，种种的无所适从。
在电影里，这个似乎就活在人们身边的角色，一直在靠着本能的善良和质朴的天性，寻找着自己不确定的命运。
正因为这个人物的言行都是从老百姓认可的价值角度所出发的。
而且以生活化的视角，真实的记录下了当时社会飞速变化的时代状态。
这一系列电影的影响和价值，完全可以与日本那号称最长系列的《寅次郎的故事》相媲美。
不过实际上呢，作为这一系列电影的主创者。
陈氏父子在创作之初，可没有这么明确的目标，如此高瞻远瞩的抱负。
其实他们想拍摄这一系列喜剧电影的真正原因，不过是因为人民群众需要喜剧罢了。
陈老爷子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
“我们的老百姓太苦了，要给老百姓带来欢乐”。
这种真诚、质朴的想法，才是他们爷俩最根本的创作动机。
此外，或许还有个不能诉之于口的原因。
那就是在陈老爷子的心里，喜剧将是比较安全的领域。
没别的，“运动”中的亲身经历，让陈老爷子真的怕了那句“好人怎么可能把反派演得那么好？”了。
他既不愿重蹈覆辙，更不愿自己儿子以身涉险。
于是从此拒不再碰反派，一门心思认准了喜剧道路，也是人之常情啊。
只不过愿望虽然是好的，但许多客观问题需要面对，“东方卓别林”这条路实在不好走。
比如说，当时共和国的电影仍是完全的计划经济体制。
想要拍摄一部电影，必须由电影厂接受国家任务，或提出计划。
经由国家批准，才能组织编剧、导演、摄制组，进行生产。
影片完成后，还要接受电影局审查。
最后再由政府管辖的发行放映公司收购，才能在全国的影院里发行放映。
另外意识形态上，喜剧片也不受待见。
在当时，陈氏父子以娱乐性为主的喜剧创作尝试，不仅显得太过超前，很有些“离经叛道”的味道。
况且以片种而论，哪怕是具有教育意义的“喜剧片”，地位也远低于“艺术片”。
说白了，如同公务员一样存在的电影从业人员，从上到下，只关心艺术成就和能否拿奖。
根本没人在乎人民群众是否喜闻乐见，没人在乎喜剧片低成本，高票房的经济利益。
甚至当时的一些导演拍的艺术片是刻意去远离群众生活的，他们反倒以票房高为耻。
所以在我国的电影业内，喜剧电影的存活空间一直都很尴尬。
事实上，要不是陈老爷子是京影厂的党委成员，有一定的小权力。
不惜倚老卖老，舍了面子，亲自抓了《瞧这一家子》和《夕照街》的剧本。
这两部影片压根就不会出现在京影厂的拍摄计划内。
自然也就不会有“二子”这个经典的人物形象展现在观众们面前了。
其实，就连《吃面条》这部小品也是一样的。
定节目的时候，就因为这个节目太逗笑了。
反倒因为顾忌不太严肃，缺乏思想性，没人敢拍板让它上春晚。
要不是社会经验丰富的“红叶”，一直厚着脸皮拉着陈培斯在没被承认的情况下，坚持蹭车、蹭房参加“春晚”排练。
再加上黄导格外看重，最后关头，他像当初支持谷依一样的力挺这个节目。
如此经典的曲艺节目，恐怕也会无缘与全国的老百姓相见了。
由此可知，在这个特定的年代，陈氏父子要想把他们的喜剧真的搞成系列电影，到底需要克服多少艰巨的困难。
别的不说，拍摄之初，这“求名分”的一关就先把父子俩给难住了。
因为哪怕有《夕照街》的良好反响和热度，可没用。
老爷子为了前面拍的两部片子已经欠下两笔人情债了。
短期内还想继续拍摄喜剧片，是不可能再获得京影厂支持的。
而陈培斯又是隶属“八一厂”的演员。
军队制片厂对拍摄内容的要求更加严肃，压根就没有喜剧片的名额。
这样一来，他们就不得不低声下气四处求人，千方百计的找门路，给自己的电影弄“准生证”。可惜上赶着不是买卖啊，求人哪儿是那么好求的？
这个过程注定会受到歧视，甚至是饱含屈辱的。
像去年，陈培斯和“红叶”还没走红的时候，曾特地坐火车带着他们自己做的剧本远赴“西影厂”。
却没想到，那个因支持艺术片为“第五代导演”们集体感念的西影厂厂长，甚至都懒得出来见他们。
只派一个副厂长很随便的翻了翻剧本，就明确的做了回绝。
“这类电影我们不做。”
再往后，陈培斯和“红叶”无一例外都撞上了这样敷衍的软钉子。
于是回去之后他们疲惫不堪的一商量，只能迫于无奈地采取“先上车后补票”的办法。
那就是去外面想办法拉来投资，靠自己的力量先拍摄电影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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