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孩儿小孩儿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腊八粥，喝几天，哩哩啦啦二十三。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写对子。二十五，冻豆腐。二十六，去买肉。二十七，宰年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头。三十晚上熬一宿，大年初一扭一扭。
这是一首老京城人耳熟能详的过年民谣。但民谣里所描绘的为过年而忙碌的场景，现今却不太能看的这么齐全了。
因为如果详细解读一番，并不难发现，在民谣中所描绘的诸多关于过年的准备工作中，除了扫房子外，其余的像冻豆腐，炖锅肉，宰公鸡，蒸馒头，全都是为了过年准备食物的工作。
说白了，不同于今日物质极大丰富的年代。在过去，除了对一家人团聚的期盼，寄托了一种对和美的家庭生活的向往以外。能纵容一下食欲，让家人放开食量饱餐几天，才是国人过年的主要内容和真正乐趣。
是的，当年盼过年的确更侧重于物质，但这也是人之常情。经过那个年代人决不会耻于承认这一点。
因为在那缺衣少吃的年代，每天的饮食是几乎不可改变的窝头和老腌萝卜，偶有疙瘩汤，也是菜多面少。而且往往是生病才能吃到的。
要是能吃一回炖肉，能放开量吃一回饺子，对大多数人来说，一年中恐怕就只有过年这几天了。于是过年能吃饱饭、吃好饭，便成为永远的期盼。
说到这一点，洪衍武自己也是比较有体会的，曾经经历过的许多次改革开放前的春节，让他深深了解要过好一个年，有多么的不容易。
那时，由于一切生活资料都由官方配给，每户有一个京城二商局发的居民购货证，俗称“副食本”或“购货本”，简称“本”，按年度下发。
老百姓所需求的全部副食品都须“写本”，除了食用油发油票，写粮本，肉食发肉票，其他如粉丝、粉条、淀粉、麻酱、食碱、白糖、鸡蛋、豆腐等，乃至日用品如肥皂、卫生纸、火柴等，都要写在副食本上。
既然是定量供应，那么东西自然少的可怜。1978年的春节供应，除了甲级香烟由每户两盒增加到了三盒，一次买两毛钱的猪肉不要肉票以外，和往年没有大的不同。
无非是按照惯例，用春节特供票的方式，每人多给半斤油、半斤肉、一斤富强粉，一斤小站稻米。每户再分两瓶白酒，和五斤鱼、两斤绿豆，一斤黄豆。此外，每人名下还有半斤花生，半斤瓜子，二两豆制品。
那么对于像母亲和嫂子，她们这些几乎要做无米之炊的家庭主妇们，为难是必定的。她们必须举全家之力，倾其所有，依靠长期积攒且苦费心思，才能在大年夜准备出一顿相对丰盛的晚餐。
所以尽管知道家里已经把洪、陈两家购物本上的东西都买过了。但待母亲去上班之后，洪衍武和陈力泉仍然重新走上了街头。
他们要来一次不遗余力的再次采购，想买一些正常配给之外的“年货”，好让全家人都能过上一个“肥年”、“好年”。
要照常理而言，以洪衍武和陈力泉目前的经济实力，似乎实现这个愿望很简单。
可实则不然，因为在当年，物价虽然低得令人瞠目结舌。可有一样，当时既没有自由买卖的市场，也没有自由流通的商贩。由于东西太少，想多占你有钱买不着。这就是计划经济时代的特色。
除此之外，当年的百姓家庭也没有冰箱，各种保质期短的食品一旦购买太多，也很难储存，放坏了同样也是大问题。
所以在这件事上可就让人有点难以下手了。买什么，怎么买都得费点心思。那真是个技术活儿。
一开始，洪衍武和陈力泉先去了最近的自新路副食店，想看看有没有什么空子能钻。没想到那里人头鼎沸，都快下不去脚了。
而他们才站在角落里观察了一会。不但发现卖花生、瓜子的柜台突然挂出了“免战牌”，让排了老半天大队的人民群众怨声载道。在卖鸡蛋和酱醋的柜台上，还发生了两起售货员和顾客的斗气儿冲突。
有意思的是，这两件事无论孰是孰非，不但都以售货员一方大获全胜而结束。而且极具年代特色，完全可以算作是当年物资短缺时代极具代表性的两个缩影。
咱们先说有关鸡蛋的事儿。
由于当年很少有鲜鸡蛋出售，都是从遥远的地方用集装箱长途调配而来，搁在冷库里存放了不知多少天，几斤鸡蛋里难免有个别“坏蛋”的现象。
而那时，鸡蛋又是“贵重”食品，一个是一个，连春节都没额外配给，居民全得靠平日每月一人一斤的定量。
所以往往副食店柜台上都有一个用三合板钉成的箱子，挖出鸡蛋大小的槽，槽下垫一层玻璃，箱内安有灯泡，名曰“灯箱”。其目的是把称好的鸡蛋挨个放进槽内照照，看有无“坏蛋”。
但这个东西虽然实用，可具体的使用权可控制在售货员的手里。这些手掌“实权”的主儿，往往是对有关系的亲朋好友会恪尽职守地“照应”着，但对大部分普通顾客可就没这么周全了。
因为一来是平添麻烦，二来副食店还得承担这些坏蛋的损耗。谁愿意干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儿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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