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德国历史上之所以盛产哲学家，是因为冬天冷。那个年代到了冬天，大家宅在屋子里，要么望着屋外漫天纷飞大雪胡思，要么对着屋内壁炉中熊熊火焰乱想。
每年10月，德国人在冬季到来之前要把汽车的轮胎换成更适合在有积雪和冰的路面行驶的冬季轮胎，等到来年4月的复活节前后再换回夏季轮胎。
路文涛终于有空去车行，把他的“宝马x3”的冬季轮胎换成了夏季轮胎。他把换下来的轮胎塞在车里，把车开回了办公室。
他三十多岁，是一个热爱川菜的天津人；他自认玉树临风、气质出众，自称“莱茵河第一气质男”；他在总部位于深圳的一家通信设备供应商“伟中”工作。
与成立于1876年的瑞典“爱立信”、成立于1914年的加拿大“北电”、成立于1928年的美国“摩托罗拉”相比，改革开放之后才出世的几家中国通信设备公司太年轻。
但早在2001年，“伟中”就判定，加入“wto”之后，中国经济融入全球化的进程必将加快，中国不仅会进一步开放外资，中国企业大踏步迈向世界、直面海外市场竞争的时间窗亦已打开。
他们坚信，在新世纪全球通信行业的竞争中，“伟中”即使暂不能执牛耳，抓住牛尾巴奋力前奔是有能力也必须要做到的。从那一年开始，“伟中”不断地号召员工到海外去开拓市场、建功立业。
初时，屡战屡败、屡败屡战。
不懈到2004年，“伟中”的海外市场捷报频传。
市场格局改变、公司品牌树立之后，“伟中”当仁不让，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至2007年，公司的销售收入中已经有一大半来自中国以外市场。
“伟中”发现自己一不小心走在了成为头部企业的大路上，但要想为持续的商业成功挖掘护城河，需要有定义行业的能力，需要在发达国家的高端市场中奠定江湖地位。这是“伟中”在这个世纪第二个十年最重要的战略诉求之一。
公司把一大批早期在中东、非洲艰苦地区的市场上“上过战场、开过枪、受过伤”的“老兵”陆续向发达国家调动。
路文涛是公司第一批“雄赳赳、气昂昂，飞过印度洋”的员工，在2001年，二十来岁时被公司派驻中东、北非。在阿拉伯半岛和北部非洲的广袤土地上流窜了十年之后，2011年，他被空降至欧洲，开始了新的征程。
他是一个有理想的现实主义者，十多年海外路，是为自己、为家庭赚更多的钱，也是为了与公司一起成长的过程中带来的成就感，还是为心底里藏着的见证、亲历、创造一个新时代的家国情怀。
加班早成习惯，今天好不容易事情少一些，他没有去同事们的聚会，而是计划早点回家，陪老婆、女儿。临近下班时候，收到他负责的关键客户卡恩的邮件，问他项目进展，邮件抄送了双方老大。他不想让这样的邮件过夜，认真回复了，时间又过了晚上七点。
他一个人用一间显得有些逼仄的小小办公室。他想：“客户今天应该不会有事了，领导带着一帮人去老城happy了，偷得浮生一晚闲，晚上就把电脑留在办公桌上，不像往日一样带回家了。”
他合上电脑，站起来，手机响了，一看号码，居然是公司电话会议系统的接入号码。
“靠！刚关电脑，没看到有会议通知啊？”
耳机没电，他举起手机，随着一声“wele to join the conference（欢迎加入会议）”的提示语，接入了电话会议。
他有些烦躁，大声喊：“喂，我是路文涛，这什么会啊？”
“土人，在干嘛呢？”一个熟悉声音从电话那头悠悠传来。
接着，另外一个人“呵呵”两声，说：“把他拉上线了？今天是不是有欧冠半决赛？土人是不是在看球？”
“不管！我们没得时间看球，不许他看！他必须陪我们聊天！”
路文涛听出来那头是谢国林和钱旦了，他不在乎线上有没有其他人，骂到：“靠！两个大傻逼！你们在哪里？”
七年前，他们三人同在中东、北非工作，曾经同住在埃及开罗的一套三房公寓里。三人都是生于1975年，都是国内理工科大学毕业、“工程师”身份“出道”。
他们都是有理想的现实主义者，或者，是植根现实的理想主义者。
如今，路文涛在欧洲做销售，谢国林和钱旦常驻在深圳，一个是承担海外重大项目管理的高级项目经理，一个在负责一个产品线的客户运维支持。
路文涛被公司外派到中东的前几年压力大、心里压抑，把“出口成脏”当作了一种释放。后来游刃有余了，又升职带了团队，变斯文了。调动到德国之后，他又粗犷了，越是亲近的人，越容易被他尊称为“傻逼”。
谢国林站在一张大会议桌前，脸上是他标志性憨厚笑容，仿佛桌面上一个八爪鱼一般的电话会议终端是路文涛本人的脸：“土人，我们在深圳，想你了呗！”
“想个毛线，肉麻！bj时间半夜一点了吧？你俩大傻逼不回家，还在一起搞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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