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在这个春节，宁卫民无论与那位第五代导演，还是与未来的影帝的初次谋面，都谈不上有多投缘。
但也不能因此就一杆子打翻一船的人。
哪怕众所周知，从长期来看看，演艺行业确实是一艘贼船。
是充满了谄媚市侩，投机钻营，捧高踩低，趋炎附势的名利场。
但毕竟国内的情况还是有点特殊性的。
反正这个时代，国内演艺圈相对于外面的世界就要干净得多。
水面之下的藏污纳垢，还远未到惨不忍睹的程度。
哪怕下一代新人，也不全是功利熏心，一瓶子不满半瓶子咣当，总觉着自己比谁都聪明的主儿。
同样还有许多始终保持着赤诚和本心，真正有艺术追求的人
尤其是搞前卫艺术的，在这些人里就更显得纯粹而执着。
像未来的国内摇滚教父——崔建，就是最典型的一个例子。
宁卫民也是和崔建好好聊过，他才知道在自己出国之后，崔建身上到底发生了多少倒霉的事儿。
明白了这个“国内摇滚之父”究竟是怎么诞生的。
敢情1985年的年底，崔建个人专辑《浪子行》和《七合板合集》先后发行上市，但无不遭遇惨败。
发行这两盘专辑音像出版社是为了挣钱的，对他们的态度也就迅速冷却。
说白了，机会只有一次。
这种市场反应，还想再发新专辑，基本没戏。
偏偏这个时候，崔建他们几个私自演出，在马克西姆天天唱外国歌的事儿，也被人捅了出来。
于是他们各自归属的京城歌舞团和京城交响乐团也迅速反应，对他们做出了严肃处理。
不但没收了他们的乐器，要他们向团里缴纳罚款。
同时也勒令他们马上停止私下演出，离开马克西姆餐厅，回家写检查。
这样一来，七合板乐队就不免面临着分崩离析的局面了。
大多数成员都心灰意冷，也舍不得乐团编制。
所以商量来商量去，“七合板乐队”就地解散，不复存在。
唯有崔建死活都不想“改邪归正”。
他舍不得在马克西姆餐厅度过的那些鼓琴激烈，嚎着歌儿直到天明的日子。
于是根本未跟家人商量，他就不管不顾辞了乐团的工作。
俨然成了一个一条路要走到黑的杠头了。
崔建的父母知道后除了伤心也无比纳闷，觉得人还真是奇怪。
除了吃饭，居然还要什么思想自由？
但也是因为这样，在七合板乐队正式解散之后，崔建终于化茧成蝶，找着音乐上的感觉了。
别看崔建身边唯有恋人宋晓红还在坚定地支持他。
但尝尽了人间冷暖，满怀愤怒和迷茫下，创作灵感却如泉涌。
就像得了天启似的，这小子一连创作出了好几首具有独特个人风格的原创歌曲。
《一块红布》、《一无所有》、《从头再来》、《花房姑娘》，这些属于华夏最早的原生摇滚经典之作，先后横空出世。
这一切来得格外迅速，就犹如闪电划破夜空。
用崔建自己的话来说，“就跟爱情来电一样，这是本能，我压根就控制不了。”
而这也恰恰正是令宁卫民感动的原因。
因为他发现华夏的原生摇滚，并不是徒有其表，只为表达愤怒和叛逆的“杀马特”，而是充斥着人生感悟的哲学诗歌。
崔建的作品，压根不是什么写出来的歌，不是一字一句去拼凑的。
而是他经历了太对挫折，心口积压了特别多东西，最后生生憋出来的，能直击人灵魂深处的呐喊！
所以曾经令华语圈里无数乐迷和无数音乐人似乎也想不通的问题，被宁卫民在无意中破解了。
为什么全世界那么多有华人的地方，不缺资讯、不缺资金、也不缺好的器材，怎么就没有诞生像样的华语摇滚？
为什么偏偏是当时各方面条件都相对落后的京城？
答案是因为越缺什么，人们才越想要什么。
华夏摇滚乐，纯粹就是无比艰难条件下，一个迷恋音乐的奇才用满腔热情和超前意识孕育出来的孩子！
所以才会这么有生命力！
宁卫民也没废话，只凭崔建为自己录的一盘小样磁带，听了其中两首歌，他就发出真挚邀请。
“牛！真牛！我觉得这些歌儿可以了！崔，跟我去日本吧。我说话算话，国内条件不行，我就去东京给你找最好的乐队。然后咱们编曲，进棚，录歌，出专辑。晓红也陪你一起去。哎，你的《浪子行》不是卖的不好吗？那我全买断，再给你一万安家费，解你后顾之忧。怎么样？我给你提供最好的条件，让你用音乐来表达自己的情感。”
不用说，这番伯乐的赏识让崔建和宋晓红这一对情侣，都激动得几乎喜极而泣。
只可惜，忒不凑巧的是，宋晓红实在是走不开啊。
因为春节之后，她就要在母亲宋华桂的安排下，进意大利导演贝纳尔多·贝托鲁奇的《末代皇帝》剧组当美工，跟外国人去学习剧装设计和制作了。
宁卫民当然是知道这部电影份量的。
中、英、法、意四国合拍，特批在故宫进行实地拍摄。
投资庞大，题材特殊，从拍摄计划确定的那一天起，这部传记题材的电影就注定会备受瞩目，完全可以视为华夏影视人开始步入世界影坛的象征。
何况这部电影公映后也确实在国际获奖无数，还造就了第一位获得金球奖的华人影帝尊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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