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古瓷，即仿制前代的精美瓷器。
京城的仿古瓷主要仿制明代至清代乾隆以前的彩瓷器物，这些器物多为官窑中的江西景德镇瓷器。
摹仿制作历代名瓷，明代时即有，至清代尤盛，设有造办处。
于景德镇烧造白瓷胎，运至京城，另雇工匠仿照传统画法加以新绘，开炉烘染，制成仿旧瓷器，以供朝廷对内赐赏、对外交换的需要。
辛亥革命以后，宫廷和一些皇族、官僚家道败落，部分精美瓷器流入民间。
这些瓷器无论造型或装饰都是民间少见的精品，但数量又不多，成为国内外市场上的抢手货。于是京城民间仿古瓷行业发展起来。
不过这个行业1949 年以前均为个体手工业者，产品品种、数量不多。
而且凑巧的是，最着名的两人皆姓詹。
詹远广，江西景德镇人。
1903 年自景德镇到京，为古董商制作仿明清官窑瓷器，彩头与原品极似，难辨真伪。
他的工价极高，一般古玩铺做不起。
曾给东四牌楼荣兴祥制作过一对乾隆御窑珐琅彩瓷碗。
彩质细腻如涂脂，彩色鲜嫩，画工精美。
工价四百现大洋，工期近一年。
但他的技艺并未传人，作品极少。
詹兴祥，安徽婺源县人。
民国初年到京，住东珠市口石虎胡同，专门补修瓷器和烧制后挂彩瓷器。
工价低廉，作品较多。
三十年代，他烧制了一件雍正官窑粉彩五寸盘，原系盘内素白，盘外斗彩花卉。
詹兴祥在盘内绘制五蝶小花填粉彩，成为既有斗彩、又有粉彩，彩色特殊别致的后挂彩精品。仿古瓷配色填彩是工艺关键，配出的彩色经焙烧要与原品彩色一致。
小窑焙烧瓷器，没有电炉，很难掌握温度。
詹兴祥全凭经验掌握炉窑温度，烧出的色彩恰到好处。
他的配色绝活传给徒弟刘永清，刘永清发展了这一技艺，成为后挂彩工艺技术之名师。
四十年代初，刘永清独立烧制后挂彩瓷器，绘制、焙烧出仿明清官窑彩瓷数百件。
其仿制的明万历五彩《莲池鸳鸯盘》成为国家一级文物收藏于博物馆。
康熙青花《黄梅瓶》于1944 年由沪海收藏家收藏。
雍正粉彩《牡丹碗》四对由宝古斋于1945 年以每对四百大洋出售给日本山中商会。
刘永清以仿雍正青花瓷和康熙釉里红瓷为最佳，但产品极少。
五十年代，有港城的古董商聘他去法国巴黎献艺，被他谢绝。
此后，刘永清经由国家安置，得以进入广安门外南滨河路的京城工艺品厂上班。
这家厂子是建国后，京城唯一生产仿古瓷的专业厂家。
只是刘永清虽技艺高超，却脾气倔犟、孤傲。
为此，他与厂领导的关系相当不和睦。
在技艺传授上，也有藏私。
比如说，他将绘画、填彩、写款等一般技艺传给了徒弟。
而配料、配色、烧制青花瓷、釉里红的焙烧技术却从不传人。
七十年代末，因有京城郊区某乡镇企业的陶瓷厂出高价聘其复制明清官窑瓷器。
刘永清甚至因为和领导赌气辞去公职，极为不智的断了自己的后路。
但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去了才知上当。
这个乡镇企业的格局实在不高，聘请他只为谋求短利，生产的多为一般产品，精品甚少。
这个时候，他也只能暂时为乡镇企业卖力，盼着能帮助乡镇厂发展壮大，日后重获发挥一身所长的条件。
但天不遂人愿，乡镇厂不但没有什么雄图大志，而且极不讲交情。
到了1982 年，就因为仿古瓷市场的低迷，乡镇厂的本厂职工也已经掌握了基本生产技术，刘永清居然被厂方毫不留情的辞退了。
此时的刘永清，当然悔之晚矣。
可以说重新归京的他，年岁已大，老无所依。
而且这个时候，哪怕他再想将独门绝技传留下来，也已经晚了。
不论是他自己毛遂自荐，还是经友人奔走推荐，都始终无人与之合作。
要知道，这年头的仿古瓷行情确实不行啊，真东西都没人要，何况仿的。
所以说，这个年代的京城，并不仅仅是“葡萄常”一家为技艺的传续而烦恼。
人亡艺绝的情况，也并不比每年世界上灭绝的野生动物要少。
就像刘永清，他最终也不得不低下高昂了一辈子的脑袋，来做最后的努力。
只能去求原先就职的京城工艺品厂领导，希望能给他一个开窑传艺的机会。
什么职称和待遇啊，刘永清都不要，只求能留个名字就行。
真能让以后厂里的人都知道挂彩工艺的配色之法，是他刘永清传下来的就行啊。
但可惜的是，哪怕把姿态放的这样低，遭遇冷淡和羞辱仍旧不可避免。
刘永清自己跑了好几趟，竟然连个能管事儿的人都见不着。
只能傻乎乎坐冷板凳被厂里那些旧同事们看笑话。
去的多了，最后竟然连厂门都不得进了。
连传达室都收到了命令，不许再放他进厂骚扰领导们办公。
最后刘永清没办法，只能去求了原先工作中有过接触的一位陶瓷专家叶赫民。
希望能凭借其在业内的身份和影响力，说服厂领导允许他回厂传艺。
应该说，这刘永清最后的一次尝试倒是对路。
鉴于叶赫民在行业内是学术专家，京城工艺品厂也不好不给面子，拒之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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