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完蔡卞的话，曹铎第一个念头不是去想各郡增设一员总领的利弊，而是在想，这么重大的事情，官家为何不亲自与会跟大家商议？
以前他最喜欢跟群臣讨论这些迟疑不决的问题，各抒己见，甚至还叫它“头脑风暴”。
怎么这次却只是叫太宰蔡卞带着大家议一议？官家到底是个什么意思？
身为赵似的总角之交，一直都是亲近的臣子，曹铎细细想了一会，突然想到了一点。
会不会是官家认为自己在场，很容易影响大家的思绪。以前大家确实可以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但是随着灭夏平辽和定大理，国势日见昌盛，官家的权势也日渐威重。
章惇、苏辙、范纯礼、韩忠彦、许将等一批老臣相继去世和致仕，随着这批最早仁宗皇帝时入仕，经历数朝起伏的老臣们的离去，朝堂上敢直言驳斥官家的大臣，越来越少。许多大臣，包括自己在内，首先考虑的是官家对这件事的态度，再以此为依据去做出抉择。
官家应该是意识到这点，所以尽量不亲自出席东阁会议，让群臣们无所顾忌地尽可能地发表意见。
其他的阁老也多半想明白了其中的玄机，静待了半刻钟，有人开口了。
“某觉得，应当设立一员方伯，总领郡事。众所周知，我大宋疆域广袤，超越汉唐，腹地设郡二十有余。每郡州县又有若干，百姓百万计。中原、东南还好说，地势平坦，河网密布，往来便利。但是还有诸多郡地形复杂，交通不便。”
最先发言的是张叔夜。
“某做过地方官，知道地方的情况，错综复杂，千头百绪。山洪水灾，啸聚山林...各种突发事情层出不穷。这个时候需要有人当机立断。只是现在各郡三司各司其职，职责分明，这是好事。但是一旦出现意外，恐怕也会出现互相推诿的情况。如果是这样，某担心事态蔓延，一发不可收拾了。”
议事堂里摆着的座钟嗒嗒作响，就像是某种乐器在敲打着节奏，催促着某位角色赶紧上台。
静了几分钟，范纯粹说话了。
“每郡三司分立，各司其职，起初大家并不赞同，觉得过于繁琐细致，有繁政累民之嫌。可是实际执行起来，我们才发现，监督官吏的关键在于职责清晰。什么衙门，该做什么事。什么职位，当尽何责。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才能有问题找到负责衙门和具体责任人，而不是像以前，查来查去，最后和稀泥了事。”
“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有的地方偏远，如设立一员，总领郡事，三司之权尽揽与其身，恐有难料之事...所以老夫认为，三司分立，不失为良策，当延续不变。”
事态很明显，张叔夜身为正方，支持新设一员，总领郡事，统辖三司。理由是地方事情错综复杂，应当有大员坐镇，手持临机处置之权，好应对各种突发事件。
范纯粹则是反方，他的理由是如果有地方大员总领三司，有便宜行事之权，很容易造成尾大不掉的局面。
两人话虽然说得光面堂皇，但在座的众人都听懂话语里的另一层意思。
张叔夜顾忌的是新政开始进入“深水区”，可能在地方上引发的危机。
新政以前的诸多举措，一是拼命做大面饼，大家都有的分，且分得更多；二是严厉打击征收赋税的诸多劣行，杜绝百姓缴纳十分税，朝廷只收到四分，贪官污吏和相关人员分掉六分的情况。
种种举措，都在尽可能地避免侵犯文官、世家等利益集团的利益，同时在做大面饼的情况，使得他们分到的那一份比以前更多些。
正是因为这些举措，使得元符三年以的新政虽有波澜，但是没有大的波折。在稳定的环境下，大宋国力才得以迅速增强，进而可以支撑起灭夏、平辽和收大理的诸多战事。
现在，力推新政的大臣们都知道，确实已经到了更进一步的时候了。
首先官家挟三大功之威，天下没有哪一股势力敢拂其锋芒。其次西夏、北辽已灭，大宋没有外患之忧，内部就算出些乱子，也不用担心内外勾结。
所以从天启十一年，蔡卞带着新一任内阁上任以来，新政开始向改变面饼分配方式进行了。虽然前期只是温吞水，徐徐图之，但相关利益集团都不是傻子，早晚都会察觉到，新政的手开始从他们的口袋里掏钱——让他们少分钱，就等于从他们口袋里掏钱。
废除职田，就是非常关键又带有试探性的一步。
在这种情况下，地方非常有可能出现大的乱子——上次新政延续王荆公的校舍新法等科举变法，让文人士子、世家子弟们做官之路变得更难一些，就出现以佛门信徒为代表的民乱。现在直接呛到他们的肺管子，怎么可能不会有异动？
在这种情况下，地方必须有一位中枢派遣的大员，总领郡事。一旦出现意外，能够当机立断，把叛乱扼杀在萌芽状态，把因此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低。
身为反方代表的范纯粹，当然能看到这点。但是身为温和保守派的领袖，他还在坚持真宗先帝开始的祖宗之法——异论相搅。
此前的异论相搅，是大臣士大夫们在朝堂上各持不同的政见，从而互相制约，维护着皇权的威严。但是造成的结果是朝堂上党争激烈，中枢政令难以得到彻底地执行——大家都忙着党同伐异去了，哪里还顾得上理政抚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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