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天健在三月初的时候，再一次离开了南京城，踏上了前往北京的道路，虽然这一次北上，即便是他还想再来一次御驾亲征，别说内阁大臣不同意了，就算是军中诸将也绝对不会干，所以肖天健很遗憾的只能选择妥协，不过他还是决议，要尽可能的靠近战场一些。
于是他便以顺道前去巡视北京城定都之事为由，到北京坐镇，在那里来直接“关注”此次北伐之战。
在元月的御前内阁扩大会议确定了北伐作战之后，大中朝这部庞大的战争机器便再一次高速的运转了起来，这一次北伐不同于三年前的那次北伐，大中朝经过这近三年的发展之后，经济基础已经远超当年相当多了。
最重要的是大中朝现如今已经没有了南方和西北方向的后顾之忧了，可以集中国内更多的资源，来打这一场大决战。
所以大中朝这一次才可以调集起远超过第一次北伐近一倍的兵力和海量的物资来进行这一次北伐之战。
这样大的军事准备行动，是不可能瞒得住辽东的建奴的，所以索性大中朝这一次也没有刻意隐瞒，大张旗鼓的在全国各地通过官府作为喉舌，大肆宣扬建奴的残暴，以及他们对汉人的威胁，并且宣布要对建奴进行一次惩戒行动，号召国内各地富裕家族捐钱捐物或者购买战争债卷来支持这次对建奴的作战行动。
这样的宣传当然会起到一定的效果，所以国内不少人还是支持此次朝廷的行动的，而且让各地百姓感到放心的是，这次大中朝对建奴用兵，并未因为军队的粮饷，而增加各地的赋税，而是通过发售高息战争债卷来进行筹措，征粮也是采用的拿钱从民间采购的手段，而不是效仿当年大明朝向百姓增派练饷、剿饷、辽饷，来将负担转嫁到百姓身上。
如此一来，老百姓身上的负担并未因此增加，朝廷拿钱购粮，老百姓和一些富绅感念与大中朝廷对他们的宽厚，也愿意将手头的余粮卖给官府，一些手头有钱的人，一时间还没有什么开办工商业的思想，加上大中朝目前推行的政策也限制有钱人进行土地兼并，手头的闲钱只能屯在地窖里面没用，刚好大中朝又推出了高息战争债卷，对于这些有钱人来说，购买债卷既可以让他们的财富升值，而且还让他们可以捞一个忠君爱国的名头，于是战争债卷这次发售的效果相当不错，各地有钱人纷纷出钱购买，很快便让大中朝廷募集到了大量的战争资金，解决了户部缺钱支撑这次北伐作战的问题。
有了钱，购粮也就容易多了，大批屯与民间的粮食被集中收购起来，然后开始通过各种途径，朝着北方转运。
为了减少陆路运输消耗过大的问题，此次南方各地物资的北运，大中朝还是决定以水路运输为主，而这一次支撑北伐作战的运输主力，已经不是天元元年时候主要依靠运河漕运运输了，现如今随着郑家集团的投降之后，大中朝又倾尽力量打造海上力量，并且鼓励私人建造海船，也取消了大明朝对于海船建造不能超出双桅四百料的限制，让民间有钱人和造船工匠们可以放开手脚想造多大的船就造多大的船。
于是这短短两年时间，沿海各地以及各大江河上早已衰落的造船业便再次开始复兴了起来，一个个民间的造船厂开始兴建了起来，一旦民间力量爆发出来，是相当可怕的，所以这两年来各地下水的船只数量越来越多，本来比较平静的海面上，这个时候再一次开始出现的点点帆影。
运河上的漕船虽然可以提供比较强的运输能力，但是比起海运来说，却差的远了，所以这一次南方朝北方转运作战物资的主力，便换成了海船，大批物资在各地装船之后走海路，沿着海岸线北上，承担了这次北伐的运输主力。
为了筹备这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兵部指定运河终端的通州为运河漕运的物资集结点，而因为海路运输此次为主，所以干脆肖天健便着令将山海关作为一个海运物资的下货集结点，反正后世的秦皇岛港，本来就是北方著名的天然不冻港，这个时代因为小冰川时代的原因，虽然冬季渤海海面会结冰，但是二月之后，海冰便已经开始融化，不会再影响到船只行驶和进出港口了。
故此肖天健下旨，令驻守在山海关的大中军主导，永平府征调当地民壮迅速的在山海关选择地点建立码头和大量的栈桥，以供随后而到的大批海船停靠卸货，并且在山海关内建立一个庞大的物资储备点，接受囤积北运的各种作战用物资。
同时在胶东的威海卫和登州两地，也成为了两处接受物资的重要储备地和军队的集结地。
而承担这些运输的船只，大中朝也没有都让海军来负责，而是开放给民间的民船，来帮助朝廷进行运输，而不是采取的强迫征用的手段，凡是承担这些货物运输的民船，都可以获取到朝廷开出的运费，确保他们利益不会因此受损，民间的船东自然对此拍手称贺，踊跃参与这种运输。
故此二月之后，大批物资便开始通过运河的漕船和大批海船开始源源不断的朝着北方行去，而且驻在南京的近卫军也奉命开拔，在镇江、扬州、南京等地登船，直接乘坐漕船北上，如此一来，不但减少了途中长途行军的消耗，而且让军队免去了徒步长途行军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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