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钧还是没看郑贵妃，一个人处在绝对弱势或绝对强势时的话都是不能信的，
“朕想将郑国泰封为‘海运总督’。”
朱翊钧这回没再问郑贵妃“你道如何”，反而用上了一点稍稍强硬的口吻说道，
“此为朝中新衔，与一般官爵不同。”
朱翊钧想用郑国泰的名义来主持海运，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想给郑国泰一个在官制之外的新职。
国本之争在万历十八年会发展到满朝文武集体要求册立太子，并杜门请辞的地步，很大一个原因就是万历十七年郑承宪死后，万历皇帝让郑国泰承袭了他父亲的爵职。
郑承宪一开始被授封的是锦衣卫正千户，后来因为女儿郑贵妃得宠，又被晋封为锦衣卫指挥使、都指挥使。
都指挥使是流官，依例概不能承袭。
但是历史上的万历皇帝由于郑贵妃的缘故，给了郑国泰殊遇，让郑贵妃的母家享受了和王皇后、李太后母家一样的袭职资格。
当时就有科道官上疏进言道，“郑承宪既居极品，国泰又得崇阶，皇贵妃之家如此，则皇后之家又当何如？”
科道官虽然总喜欢无事生非，但礼法上的议论几乎就没有出错的时候。
万历一朝的外戚中，后妃母家兄弟能袭父职的王皇后和郑贵妃二人，母家得封爵位的只有王皇后一人。
后来王恭妃母家和刘昭妃母家虽然也享此殊荣，但那已经都是天启皇帝即位之后的事了，并非出自万历皇帝本人的意愿。
王恭妃属于苦尽甘来，天启皇帝即位时她的父亲早已去世，后来是她的侄子王天瑞被封永宁伯。
刘昭妃是万历皇帝的初建三宫之一，既没有子嗣，也不得万历皇帝宠爱。
但因为天启皇帝的嫡母和生母在他即位时都已去世，为避后宫纷争，才请刘昭妃掌太后印玺、享皇太后礼遇，故而刘昭妃的弟弟刘岱才和她父亲刘应元一样被授为锦衣卫指挥使。
由此可以看出，郑国泰这一袭职，其政治意义是远大于实际意义的。
王皇后母家既得爵又能袭封，是因为她是中宫皇后；王恭妃母家得爵，是因为她是明光宗生母，天启皇帝的亲祖母；刘昭妃母家能袭封，是因为她已位同皇太后。
而万历十七年的郑贵妃却还只是一个皇贵妃。
万历皇帝让郑国泰袭父职，在朝臣们眼中，就变成了一个十分明显的信号。
皇帝定然已是有意让郑贵妃正位中宫，或是想让她变成大明下一任天子的生母，或是想让她成为像李太后一样的皇太后，才给她母家和王皇后一样的待遇的。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朝臣们怀疑万历皇帝已下定决心废长立幼，并且在万历十八年发展到集体为朱常洛申张的地步，并非全然是无理取闹。
朱翊钧始终觉得国本之争的责任理应在万历皇帝身上，郑国泰的袭职风波以及万历后期由国本之争而衍生出的党争原都是可以避免的。
但他又难免对郑贵妃存了点儿疑心。
即使万历十五年和万历十六年的郑贵妃是真心不愿朱常洵卷入国本之争，但郑国泰逾制袭父职一事，她应该也在背后起了些推波助澜的作用。
历史上的郑国泰父子很是骄恣，在国本之争中，曾与其从子郑承恩向万历皇帝上疏主张早立太子。
廷臣因此又反过来怀疑郑贵妃预谋夺嫡，使得万历皇帝下旨夺了郑国泰的俸禄，又贬其从子为平民。
且万历四十三年时，郑国泰还被怀疑指使张差刺杀朱常洛，一手替郑贵妃炮制了梃击案。
只是后来万历皇帝欲息事宁人，并未追究郑国泰的责任，还让他顺利升到了左都督。
虽然朱翊钧觉得梃击案另有隐情，但对于郑贵妃及其族人，他总是觉得他们并不像明朝一般外戚那样被动。
或者换句话说，朱翊钧他本人对所有人格低下的男女都持有一种戒心，对太监如此，对阁臣如此，对妃嫔亦是如此。
他觉得一个无人格的人远比为了尊严而甘于赴死的人要来得可怕。
就像去年张诚用张居正来劝他减免织造、赈灾陕西，无人格的人就是这样看起来事事委婉被动，但其实甚么都别想逃脱他们的算计和掌控。
郑贵妃比张诚还有一项优势，她是后妃，必要的时候还可以变成一个楚楚可怜的母亲。
这两种身份每一种都能让她的皇帝和丈夫无所适从。
何况朱翊钧是一个如此主张人格平等的现代人。
郑贵妃全然不知道自己在朱翊钧心里已然成了可以和努尔哈赤、张诚比肩的人物，她见朱翊钧不看自己，兀自就先笑了起来，
“只要是利国利民之事，妾但凭皇上做主。”
朱翊钧回过了头来，郑贵妃在他眼里不可怕了，又变回了一个女人，
“此事或许会得罪许多主张漕运的官员，漕运一向是他们的钱袋子。”
郑贵妃笑道，
“妾若能帮皇上抢回钱袋子，那妾真是三生有幸。”
朱翊钧道，
“你也不问问朕到底想如何开展此事。”
郑贵妃又笑道，
“妾问了皇上又不一定愿意说，倘或皇上愿意告诉妾，妾不问皇上也一定会说。”
朱翊钧这时终于明白了万历皇帝对郑贵妃的迷恋。
郑贵妃不是无人格，她拥有的是女人的人格，以及比男人还要广阔的胸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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