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六年正月，一支军队自固原州返回甘肃靖虏卫。
黄沙漫道，风尘仆仆的军士们腰悬赏功牌，着破旧染血的铠甲，牵瘦骨嶙峋的战马，拖载袍泽尸首的驴车，坚毅而凝重的面庞没有劫后余生的喜悦，只有难以言喻的困惑。
他们是甘肃靖虏卫芦塘营参将莫与京麾下的芦塘营兵，崇祯四年因大盗王老虎围攻庄浪，闻询出征。
后随甘肃副总兵李鸿嗣入固原州，汇合固原副总兵王性善追击流寇，从固原州追到宝鸡，转战静宁州、雒水城，直到将王老虎赶入深山。
平寇战争的形势已经发生改变，蜂起的群贼有塘马、有勇士、有驮炮、有铠甲，那些拔掉盔旗的钵胄分明提醒着每一名士兵，这是边地将士的左右互搏。
士兵整整一年不曾有半月解甲松懈，即使是最坚韧的军士也为之疲惫，将领更因此心痛惋惜，在人不解甲马不下鞍的追击中死不松口固然值得骄傲。
但出现在参将莫与京眼中的景象并非仅仅是敌人因疲惫倒毙，他的士兵也在尿血，也在追击中一个接一个倒下。
甚至最终根本谈不上取胜，尽管捷报一封封送入陕西，但莫与京知道他们没赢，是王老虎赢了。
因为王老虎只要活着就赢了，更何况还有数千精于骑射的流贼依山负险，使追兵无力深入。
当芦塘营从艰难的战争中抽身，回过头来，大旱仍在继续，平凉、陇州、华亭、武安、庄浪、静宁又聚起数万难民四出为掠。
捷报，一封封捷报，一次次取胜，除了死掉成千上万的人，什么都没有改变。
莫与京在战争中的表现谈不上出色，只是与众多没功劳多苦劳的陕西将领之一，既不能对叛军痛下杀手，也无法对劫掠视若无睹，因为他知道自己无法赢得这场战争。
他们想要奋臂一搏，却没有臂膀可举；虽面临敌人，却没有目标作战；虽然手持兵器，却像没有兵器一样。
他们甚至不知道敌人是谁。
当一支饥民拄着锄头从面前经过，他会挥手让士兵让开道路；而当这支饥民开始抢劫，他又会率军攻击他们。
取胜后饥民四散而逃，给朝廷报奏一封捷报，这些人要不了多久又会聚成一团继续抢劫。
似乎除了杀死看见的每一个人之外，没有任何解决办法了，可每个士兵从军，都不是为了杀死看见的每个人啊。
如果这样还不如去当叛军，至少叛军知道自己该杀谁。
芦塘营的参将官署里，莫与京来不及查看长时间披甲给身上带来的伤痕，朝廷的使者已至，一纸升任西宁副总兵的委任状，让芦塘营险些哗变。
西宁是莫与京的老家。
历经生死的营兵厌倦了讨平流寇的战争，每个人都知道留在这里最终的归宿，成为逃兵或死在平叛的战争里……人们纷纷请求参将把他们带走。
人们以为到了西宁，就没有平叛战争了。
不过紧跟着来自兰州参将的书信就打破了老兵们的幻想，陕西传来调令，准莫与京带兵七百赴任——河湟民变了。
河湟的民变并非是由刘承宗煽动，尽管确实煽动民变在刘狮子起兵东征的计划之中，但没等到他派出黄澄等人煽动，河湟谷地的汉家百姓就已经起兵了。
河湟是一片很特殊的区域，大体上为俱尔湾到兰州中间东西走向的湟水河谷，但包括十数条南北走向的小河谷。
当地百姓的聚居范围也泾渭分明，土司的领地都在南北走向的小河谷中，祖先从东南迁来的汉回百姓和军队、将校、土官世居河湟谷地正中，土民番民则在南北河谷和山地居住。
不过由于河谷驻军众多，这里的民变难度要比陕北大乱刚开始时更高，人们被动跳过了合流吃大户的阶段，可能才刚抢一个围子，转眼就要与土流驻军作战。
刘承宗在正月十六收到消息，军队尚未准备完毕，但西宁卫的刘承祖已拣选镇海营两千军士、西宁卫两千旗军完成整备，当即下令以兄长和李万庆为先锋，向河湟谷地挺进。
直到正月十九，海北知县陈钦岱、海西知县刘国能与南山钟虎联袂在元帅府领取了西向防御的命令，随后王文秀率三千步兵进驻新城。
一时间护兵、塘兵、杨耀的马营、黄胜宵的炮营，还有射猎营的番兵、捕鱼营的蒙古兵在新城东西往来驻军，集结了上万军队整装待发，流寓元帅府的土司们提心吊胆人人自危。
陈师文在这几日里立下大功，往来游说劝说土司，河湟谷地迟早变天，与其留在新城做待宰羔羊，不如跟随从征，至少能保全宗族。
随后西宁最大的土司李天俞当即跳反，率先向刘承宗请求从征，表示途中遇到李氏子弟，他会尽量劝说其放下兵器……不过这事他也不敢打包票，河湟姓李的太多了，即使是族长也没办法约束所有人。
李天俞只有一个要求，战争结束让他率至少一万宗族子弟迁离河湟，他既不想当朝廷进攻元帅府的跳板，也不愿做刘承宗东攻的马前卒。
留在河湟摆明了要受夹板气。
当然了，就算到西边去，还是饶不了受夹板气……虎墩兔要进青海的事土司们都知道，李天俞迁到西边去，充其量也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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