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李慢侯担心的内卷化，最先在草原地区出现。
蒙古人和塔塔尔人争夺，克烈人内战，白鞑靼部不断吸收和兼并克烈部边缘氏族，并向西与乃蛮人不断冲突，试图打通商道。蔑儿乞人灭亡后，林木部族失去霸主，各部之间也混战不休。
整个草原上，为了争夺生存空间，开始了血腥厮杀，新一轮的洗牌开始了，最后只有最强大的部族，或者最聪明的部族，才能笑到最后。
这些情况让李慢侯忧心不已，他当然知道情况，从始至终他都知道，因为契丹人一直派人联系他。可他始终没有出面干涉，常常在太湖的山水间叹息，却不愿意重新出山。
对于李慢侯来讲，是否此时融合草原地区，并不重要。中国的历史很悠久，未来更长，此时融合草原，并不是好时机。中原文明的高度，应该还没有达到可以轻易融合草原文明的程度。真正的绝对高度，应该是工业化后的文明，对农耕、游牧等所有文明进行降维打击。
他不愿意干涉，是他担心引起更严重的后果。他很清楚李睿集团如此做的原因，并不是有多在意草原地区。他们一心向南，中国这块土地上，在政治层面，始终带有大一统的强烈观念，任何一个政权，都不愿意割据，最大的政治抱负，往往就是混同域内，一统江山。
有雄心的君王如此，李睿这种官僚依然如此。李睿集团的意志既然是要一统天下，最终必然要南下灭宋。灭宋并不容易，打败南宋朝廷的官军可能容易一些，但彻底混同半壁江山则很难。
经过三十年的分化，南宋社会跟东藩社会构成，已经形成了迥异的差别。虽然南宋和东藩的兼并都很严重，双方的社会中坚阶层，都是一个个豪族。但是差别还是很大，宋朝的豪族更加顽固一些。而东藩的豪族，则更加激进一些。
南宋的豪族，不是南迁的北方名门，就是当地的土豪和世家大族。隋唐北宋一统天下之后，都大量安抚南方豪族，这是一支跟中原豪强皆然不同的土著力量。最早可以追溯到三国时期的孙吴政权，之后东晋南渡，更加壮大了南方士族。这些传承久远的南方士族，靠的是耕读传家的优势，一代代积聚力量，他们的底蕴，甚至比屡经战乱的北方豪族更深厚，也更顽固。
不管是南渡的名门还是土著的世家大族，他们都兼并了大量土地，而且参与到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宋朝文人很务实，可能嘴里也喊着重农抑商，可文人阶层大规模介入商业，而且垄断经营。
东藩豪族，表面上看，跟南宋豪族是一个德性。都是家财万贯，良田万顷，务农经商，对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广泛涉猎。不同的是，北方豪族，大多是在大乱之后，在残破的山河基础上，重新发展起来的，根基很浅。东洲豪族主要来源也是两种，一种是兼并土地土豪家族，他们趁着战乱，从土豪变成大土豪，通过培养家族子弟入仕取得政治地位，成为新的名门望族。另一种是商业资本发展而来，是一个个大商人，用商业中积聚的资本收购土地，兼营农业，同样培养家族子弟入仕，最后成为名门望族。
看似相似的表象下，是截然不同的出身，发展过程，以及因此而形成的不同的世界观。
南方豪族，坚持耕读传家，科举入仕这样的程序。非常依赖特权，不管是兼并土地还是进行商业，他们都借助自身的特权。张俊这样的巧取豪夺的军阀，晏氏这种垄断酒业的官僚，没有背后的权力，他们是不可能经营这些产业的。而东藩豪族，则从一开始，就是在一个公平的资本市场中厮杀，不管是商业还是农业，他们靠的是资本规模和管理能力，而不是靠特权。同时一穷二白起家的东藩豪族，也没多深的耕读传家的底蕴，他们很容易通过李慢侯打造的精密的府学体系，形成新式官僚集团。
由于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支柱势力，导致东藩想要彻底融合南方豪族非常困难。因此正面击败南宋官军之后，极有可能面对的是无穷无尽支持赵宋皇室的地方豪强势力，李睿集团很难猜测这种反抗会有多激烈，会持续多少年，因此他们必须心无旁骛的将力量完全用于平定南方上，对于北方无法顾及。
所以控制北方草原地区，实际上是在为南下做准备。不控制的危险很大，哪怕草原看似掌握在盟友契丹人手中，可这个契丹人更让人不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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