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李慢侯决定将新增税收加在这些外贸船上,出港税不能增加,但进港税可以大幅度增加,每年进出东藩府控制的辽河港、旅顺口、北河港(天津)、登州、胶州、齐州、海州、广州等港口大海船,不下五万艘,光是登州每年进出港的远洋海船就不下万艘,不但通往日本的海船大多走登州出港,往东洲贸易的商船也从这里出发。往南洋贸易的商船,北方走胶州,南方走广州,尤其是广州,每年进出的商船数量同样是超过万艘的。
夹在进港税收上,主要是因为这更多能让富人承担税收。这毕竟是一个工业前时代,海洋贸易更多跟奢侈品相关,尤其是宋国这样的生产大国,大多数东西都不缺乏,需要进口的往往是真金白银,这些大多是海商的盈余,向海商征税,他们是最肥的的扛得起;除了金银之外,还有香料、武士刀、倭扇、古玩、象牙、玳瑁、猫眼石,这些东西肯定不是为平民百姓准备的,进港商船带来这些物品,那么向进港商船征税,实际上就是在向消费这些物品的富人征税。
每年进港的商船五万艘,多收一千万贯,每艘就要多收两百贯,这可比现在的进港税翻了三倍,从一百贯增加到了三百贯。虽然对于大海船动辄带回数以万贯计算的商品来说,这点税收不算什么。但问题是,宋朝的海岸不都在东藩府手里掌控,东藩的港税高了,会赶走进港商船,海商可以去上海,去明州脱销。因此也不能加的太多,否则他们就不来了。
所以李慢侯只打算先加收百分之三十,也就是每艘进港船加三十贯钱,应该不至于让商船离开旧有的商业渠道彻底东藩港口。这样能增收一百多五十万贯,远远解决不了困难。
对这些有选择的商船加税有顾虑,但对没有选择的港口征税,那就容易多了。李慢侯手里掌握的是一条黄金通道,许多港口是商船无法离开的。比如澎湖以南的一些港口,吕宋城、湄公城、狮子口、卅女城、永恒城、卡拉奇、霍尔姆斯、巴士拉,这些港口城市,如果绕开的话,宋商损失会十分巨大。
如果不在湄公城停靠补给,选择北方的占婆国,也不是不行,但那里是占城人管理的,跟宋人的商业文化差异太大,这种转港,可就不是上海转明州,或者海州转通州那么简单了,需要面对巨大的信息成本,因此即便加一倍也不太可能有商船转换停泊地点。
这些城市里,有许多城市的税收潜力巨大,比如恒河口的永恒港、印度河口的卡拉奇,霍尔木兹岛、巴士拉,为了鼓励商贸,之前都采取了很低的赋税,如今也该让税率回归应有的水平了。
巴士拉是一座繁华的大食国城市,不但有商业还有手工业,跟巴格达差一些,可也差不了多少,巴格达这种城市,每年能给契丹人缴纳一百万金币的贡赋,虽然哈里发有回教世界的支援,但本身收入也在几十万金币以上,巴士拉这样的城市,收个二三十万金币是不成问题的,连花拉子模都能每年额外提供给大石三万金币,这些中西亚的商业城市,是非常富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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