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间已经进入七月，宋军已经围城三个月，在大都城外建成以壕沟和寨垒为主体，纵深十余里的环城防御体系，将城池变成了一座陆上孤岛。而其间蒙元虽然也曾通过派兵缒城袭扰,遣军出战等手段试图打破封锁，但皆被宋军击退，再难与外界取得联系。
为了应对酷暑，赵昺采用轮戍法，让各部半数驻守，半数到城郊近水的清凉之地休整，每半月轮换一次。同时令各营地要建立起有效的排水措施,以防止暴雨冲毁营地；又命医药院派发消暑和防蚊药物，预防疫病的发生和流行。
与此同时,后方征募的新兵也开始陆续抵达，保证参战诸部齐装满员。当然这些新兵也是在后方经过数月的训练才下派到部队，而非刚刚换上军装的普通百姓，他们只需短时间的适应就能够投入战斗。
而赵昺也知道如此会增加军费支出的，因为军事训练是需要大量成本的，除了训练带来的粮食和武器损耗外，时间的消耗对于平民来说也有很大的影响。但士兵的职业化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尤其是在由冷兵器向热兵器转换的非常时期，也是时代进步的选择。
要知道在远古直到春秋战国时期，农耕技术较为落后，也没有所谓的“精耕细作”说法，而到了宋代，耕作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对农时的要求也更加严苛。这也是王安石的保甲法在北宋难以广泛推广的原因之一。
征兵制最大的问题也就在于此，由于无法维持足够的训练时间，即使进行大规模的征兵，所能征集到的，只能算是拿着武器的农民,面对更加职业化的部队，往往会面临严重的伤亡，甚至带来灭顶之灾。
靖康之变前夕，面对金人南下的威胁，徽宗下诏令各地“勤王”，希望依靠勤王军来弥补京师兵力的严重不足。然而，勤王诏令的结果出人意料。“倍道并行，星夜赶来”的勤王军，却因为补给、士气、决策的种种混乱而陷入崩溃，庞大的“军队”数量并未能转化为优势。
勤王军在面对更加悍勇的女真铁骑时，这些没有经过太多军事训练就被投入战场的北宋士兵，很难组织起有力的反抗。不过，职业化士兵的出现，也带来了新的问题，这些以当兵为生的士兵不仅需要国家承担其高昂的粮饷，就连武器装备也需要由国家统一供应。
在这种情况下，过去那种动辄几十万的军队规模,自然再不可复制。北宋时军队大多集中于西北,然而即使是镇守这一隅之地，就已经耗费了北宋财政的“十之七八”,养兵之费，可见一斑。
正因如此，在条件受限的情况下，少而精的职业军队其实才是更加合适合理的决策。所以即便在复国之战的非常时期，赵昺依然没有盲目扩大军队的规模，夺取江南后最先组建的十大禁军和水军依然保持在四十万左右，组建的地方州军也维持在二十万上下。
之后随着控制了两淮地区，为了保证北伐需要和后方稳定，禁军才再次扩编，组建了六个减编军部署在东南要地。而此次北伐后，也只是增加了十个旅的州军编制，也维护交通和镇抚新收之地。当然州军虽说是二线部队，但依旧是准职业化部队，战斗力也不可小觑。
如此宋军总兵力维持在八十万上下，依然也只是大宋冗兵最为严重时期的规模。可依然让赵昺倍感压力，可以说除了人吃马嚼下，路途的遥远使得后勤难度呈几何倍数增加，再加上火器已经广泛列装军队，后勤补给的难度绝不是战国时期可以比拟的。
为了保证这支军队的粮草供给，朝廷几乎用尽了所有手段，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动员当地百姓、商贾在沿路提供牛羊，让大军一路买买买。此外还允许商人在军后贩售牲畜粮食，补充所需。而在重农抑商的古代，朝廷愿意在战场上优待商人，也无非是希望通过当地人减少运输之费。
为了抢占西北战场上的先机，赵昺不得不又遣兵西征，这无疑又增加了后勤上的负担。而他敢于如此做，主要还是因为当下已经进入雨季，江河水位上涨，使得他可以利用水路在大范围内调动全国的资源，保证北伐军和西征军的需要。
在中国历史上，早在西周时期周王室非常重视汉江——长江的航运通道，利用这条便捷快速的水路采取大量的铜以满足王室的需要。同时为了保证铜的安全运输和航运通道的安全无阻，周王室布置了汉阳诸姬的分封格局拱卫这条关乎国家安全的战略航道。
步入春秋，周室衰微。原本生活在长江中游地区的楚国开始兴起，对长江流域的诸侯国进行了大规模吞并，舟船水战跟随着楚国扩张的步伐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也是长江航运上最开始的军事运用。
尽管长江流域的诸国开始进行舟战，但依旧没能完全克服长江天险。楚国所在的长江中游，水道曲折，百折千回，无法顺畅通航，而在下游江面过于宽阔，风浪过大，舟船容易失事。故而长江的横向交通还没有实现全面贯通，仅有部分舟船会因为军事缘故而航行交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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