候车室门口，我的小舅与中华、四姐不知在说着什么开心的事，有时还能笑出声来。一边的我和二表哥中国就等得有些焦急了，不时地探头往公路远处张望。这时远远的传来了几声汽笛声，原本坐在候车室里的以及站在门外的人们全都拥进小广场，向公路方向跑了几步。一辆天蓝色的大客车快速的驶进了小广场，车窗里大舅妈在向外招手，大家一起围着车窗跟着尚未停稳的大客车运动。“噗嗤”一声，客车收了刹车，车门打开，远方的客人陆续下车。我的大舅妈、小姨、小姨家的女儿朝霞、大儿子英俊也下了车，大家相互打着招呼。大舅则站在车侧，等着梯子准备取回他们带回来的行李。行李全部放在客车的顶棚上，一张大网牢牢的罩在大小不一的箱包上。
一名车站工作人员迈着不紧不慢的步子，扛着一把木梯子架到车身上，试了试稳当，然后大家争先恐后的爬上去，取回了属于自己的行李。中华刚往上爬，大舅一把拉住了他，说：“中华，你不要上去了，你又不认识我们的东西。”大舅自己爬上去，一个一个的递下了五六个大小不等、新旧不一、形状不同的包包。小舅和大表哥中华来的时候已经带了扁担，他们就把大一点的、沉一点的包包用绳子缠到扁担两头挑在肩上，那些小一点的行李则由四姐、中国和我背着。我倒不是纯粹因为热情，可能更多的则是惦记着哪个包包里面会有什么好吃的。我们一行人从范汊镇南头汽车站穿过繁华古朴的街道出了古镇，又沿着双阳河畔的土路，大约要步行三个多小时才能回到村子。按照风俗，大舅舅回来后的第一站，无论如何都是必须要去小舅舅家落脚的。因为当时外婆住在小舅家，即便外婆住在我家或者外婆已经故去，大舅回来的第一站依然不会改变。因为此刻小舅舅家就代表着大舅舅自己的故里，这就是风俗的习惯和力量。
看到大舅舅、小姨回来了，乜北小队的村民们陆续过来问候。我大舅已经从当年的一个小组长成长为上海一家国企的负责人了，与人交流是他的强项。大舅不停的给村民们奉上香烟，和年长的坐在一起说起话来半天也不挪一下屁股。大舅妈和小姨也忙着与村里人客套寒暄，我感到此刻如果还等着大舅他们打开包袱，找出好吃的东西给我恐怕是不可能了，于是悻悻的跳过小河中的堤坝回到了家里。
我母亲见到我回来了便问道：“大舅舅、姨娘都回来了吗？”
“回来了。”
“朝霞和英俊呢？”
“也回来了。”
妈妈不再问什么，而是继续给棉被缝上护头。护头就是在棉被被头的位置上额外再缝上一条毛巾或一块白布，这样被子盖的时间长了即使弄脏了，只需要拆下那个护头清洗一下，而不需要把整个被面全部拆下来进行清洗。我看到母亲在做这些有些不解，问道：“妈，他们全在小舅舅家了，你还弄这个干什么？”
我母亲：“你懂什么？他们晚上一定是会有人来我们家睡觉的。”
我还是有点不解，但也充满了期待。农村的小孩子都希望外地亲戚住在自己家里，有亲戚来家里肯定会吃得好点，就连父母对孩子们的态度也会与平时大不一样。而且亲戚也不会空手而来，这就不言自明了。
我真的就在那一直期待着，大约晚饭过后不久，我大舅、大舅妈、小姨、朝霞、英俊在小舅舅和小舅妈的陪同下来到我家。我看到小姨的手上还拎了个包包，看上去有点沉，就暗暗窃喜感觉里面好吃的东西肯定不少。我父亲早年与大舅一同在上海工作，后来又是子舅关系，但是表面上他们之间并没有多少的客套和热情。彼此寒暄过后，大舅召集大人们坐在一起，他们又要开始谈心了。在我的印象中，大舅每次回来总是和大家谈心、做思想工作，有时一谈就到深夜。我从来没有耐心，主要是没有这方面的兴趣，所以不知他们都谈了些什么。但是这次就不一样了，我的心里也有着自己的小九九。那就是希望他们的谈话早点结束，那么从上海带回来的所有好吃的东西，该拿出来就拿出来吧。所以我依偎在小姨的身旁，于是也基本听懂了他们之间谈话的内容。
大舅：“我和小妹每月给老太太20元钱，你们两家摊吧。”
大舅还没说完，我小舅妈就抢上了话，说：“大阿哥，这个怎么摊呀？有些帐根本就不好算的。”
小舅连忙制止道：“算什么算呀？很多事还不是大姐做的吗？”
小姨：“我也听说了，不管阿妈住在哪里，洗洗涮涮的事基本上都是大姐做的。小嫂，这个你也该心里清爽吧？”
我母亲：“那是我妈，我做什么都是应该的。不管你们哥哥、妹妹贴不贴钱，没钱我还不伺候老妈了吗？”
我父亲一直低头不语，他心里明白，我们家人口多，而且又是半路从上海回到龙城，又从龙城回到乜家厦的。俗话说，搬一次家穷三年。我们这次接连搬了两次家呀，家里底子薄。每月上海来的这20块钱，对于我们这样的家庭来说，绝对是个十分重要的补充，全家人辛苦一年的“分岁”也只有100多块钱。但自己毕竟是个女婿，有些话还是说不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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