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说梁宿与于蓟两亲家吃茶说话，皆以这些个闹出民乱来的豪强兼并之族并不足为虑，于蓟虽是簪缨世族，朝上说话也是斯文，与梁宿说话时却是尽显刻薄本色，直言：“这些人都是蠢死的！”
想于蓟一族起自清流，皆是文人出身，本就不大瞧得上武人出身的勋贵，自家虽有子孙受荫职，凡能当得起事的却无不是自科举入仕。看着勋贵之家死巴着祖荫、只想着兼并，便十分瞧不上。是以于蓟虽想与祖辈一样入政事堂为相，十分瞧不上靳敏之无耻攀附，待朱震入政事堂之时，他却不曾说酸话，盖因朱震虽是勋贵子弟、家中也些个官司却是科举出身。
原是担心自家产业也受冲击，如此想明白官家之心，便也不以为意。只消事情尚在掌握之中，便没有什么好忧虑的。且从清流眼睛里看，兼并也该抑一抑了。破此心结，于蓟更想，官家兴工商，是釜底抽薪，却不如釜底抽薪那般立竿见影，只好警告兼并豪强，来个扬汤止沸。
这般想着，于蓟便与梁宿商议：“你我皆读书明理，可见着哪朝兼并之事得遏的？皆是愈演愈烈，乃至不可收拾，以至土崩瓦解。彼时豪强今何在？俱化为灰土矣。抑兼并实并非朝廷事、官家事、百姓事，更是我等之事！我看官家兴工商倒是个好主意，并非一味言利，你我是否也可参与一二？”
梁宿原秉着大儒之心，虽不十分鄙薄言利，却不曾想过自己经商。他家里也置田、也置房舍，却只是租将出去，听着于蓟这般说，叹道：“亲家深刻。此事随意，我却请亲家将方才之语润色，奏与官家，或可有所收获哩。”他知于蓟之心，读书之人哪个不想拜相来？何况于蓟祖辈又做下那般光彩榜样，于蓟不欲人说他是仗着祖荫，顶好也做个宰相。
于蓟老脸一红，起身深深一揖。梁宿笑道：“亲家休要想岔了，你若说不出方才那番话儿来，也没往后的事儿了。”于蓟更有些羞愧，道：“着相了，着相了哟～”梁宿道：“你我束发读诗书，求圣贤之道，想做千古名臣，利国利民，着相便着相。”
于蓟面上烧渐退，自嘲道：“无怪你只长我十二岁，却早早拜相做到首相，我却蹉跎，如今只好曲阿上意。服啦！服啦！”梁宿道：“你又不曾攀附，只消是为国为民，与官家想到一处如何算是阿谀奉承？所谓英雄所见略见，孔子讲仁义，孟子亦讲仁义，又是谁个阿附了谁？”
于蓟心悦诚服，回家琢磨奏本不提。奏章尚未写好，御史倒先发难了。
于蓟想，既然是说于官家，便要将这奏本写实，譬如天下人口几何、田亩几何，兼并之状如何、历年失土流民为乱之事如何，南方兴工商之利润几休、兴工商之后流民为乱可曾少了一类。且要将这些个串起来，讲个因果，还须写得平实易懂，也算为官家向百官、百姓解释。也好一鸣惊人。
哪想一鸣惊人的另有其人，乃是个青年御史，言辞激愤，直斥“四凶”。
也是天缘巧合，这御史姓鲁名直，是个地道南人，与文欢是同榜的进士，年纪比文欢还要小些儿，挂在进士的末尾。文欢是因其说话，以致七八年来无所寸进，鲁直乃是因其籍贯，眼看同年一一有了政绩，或平调、或升往富裕之地、或升官儿又或是派与优差，他却自做了御史便数年不曾挪个窝儿。
初时不觉，人皆贺他少年进士，不多时，始知这地域之争闹得厉害。他是南人，原以南人鄙陋，思慕北方文人清贵，哪知这北人并非他想的那般“娴雅大度”，大为伤感。做得御史，又知许多阴私事，且知兼并之烈，渐瞧北人不起！及北方灾民为乱之事发，温孝全抚北，居然有些个豪强嫌弃温孝全手段激烈，言辞不妥，要上书参他个“行事不谨”。
温孝全虽是北人，行事却端正，如此为国为民，却要遭弹劾，将鲁直不平之心激起，以万事皆因北方豪强兼并而起，愤而上书。直称这些个人为“国之蠹虫”，请诛“四凶”以正视听，且要问渔阳侯、太府寺卿管教不严之罪。
一本奏疏直达天听，自九哥至政事堂虽肚里气鼓鼓，却也不欲生事。九哥想着将这二县令罢黜，将二豪强问个“吞没府库钱粮”的罪过，便罢。哪知鲁直上疏，却是无法息事宁人的。御史乃是言官，言官从来不可小视。鲁直奏本一上，好似捅了个马蜂窝。豪强之族纷纷上书，说鲁直昏悖。将官家与政事堂烦得想将这两头儿都掐死。
洪谦家里也烦得想将鲁直摔死算完，他是大理寺卿，这等大案原该他来审，重判轻判，他心中自有一杆秤，何须个御史来指手划脚？恨得直骂鲁直是个“王八蛋”，秀英劝他说：“我也听娘娘说，官家不喜欢这兼并的事，你又骂他做甚？”洪谦怒道：“我还不曾审哩，他便这般说，判重了显我是学他，判轻了又显出他风骨、我畏权贵来了！”
秀英一听，便即明白，跟着骂道：“哪个叫他狗拿耗子多管闲事来！他说旁人不好，直说便是，何苦又饶上你，非要显他事事公正？真个不要脸！想好名声儿想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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